对于经历过九十年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狂欢的西方精英来说，最近几年的世界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存在危机。如果说世纪初的反恐战争还可以被当作是历史终结之后世界边缘一些令人不悦的尾声，如今的右翼回潮与民粹崛起无疑已经成为了充斥主流媒体与社交网络的主旋律。一方面，自由主义精英们不得不烦躁地再次面对国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等等“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并满含愤恨地批判各个民粹领袖私人道德的堕落与智识的缺陷；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叛军们则宣称自己在为了夺回西方文明的光辉时代与真正的民族自由而奋斗。然而在这些似乎无休无止的争论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曾认真讨论过欧洲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对于其高峰期中西方社会的意义。事实上，西方保守主义传统思潮在最近两百年中的兴衰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变迁的高度关联性表明，其本质既非私人道德的堕落也非个体精神的升华。与金融资本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信条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保守主义信条就其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与社会意义来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言论与思想，而是一套可以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相提并论的普世信仰体系与社会组织架构。如果放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斗争的大背景之下来看，我们今日所见的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扑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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