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于中国这种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并拥有“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理想的国家来说，列宁式的政党对于政治光谱上的“左”与“右”的概念也有一些显著的改变。首先，列宁式的政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并因此在原则上不坚持任何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它们认为自己的责任首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至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则应该交给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然而然地产生、变化。其次，与二十世纪初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依靠松散自由的基层自发组织的观点不同，列宁主义者相信一个“先锋队”（vanguard group）式高组织度政党对于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并试图永远担任那个“先锋队”的角色。对他们来说，自己是“左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始终站在所在社会的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政治光谱的左端，即使这有可能并非所有被设想过的政治理论中的左翼，甚至不是当时发达经济体所允许的政治光谱的左翼——对半工业化半农奴制的俄罗斯来说，这个“左端”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对半佃农经济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这个“左端”被认为是民族独立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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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与“右”可能是现代政治话语中最常被随意引用却又往往语焉不详的词汇了。保守主义者常常对这个分类嗤之以鼻，而进步主义者却又为其定义而争论不休。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经历过二十世纪的革命风暴与铁幕分割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重新聚首以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口中的“左派”与“右派”似乎成了无法对应翻译的迥异词汇，甚至许多人有了“中国的左派其实应该算右派”或者“白左非左”之类的看法。那么“左”与“右”到底被赋予过怎样的含义，又是否在中国与西方拥有截然相反的意味呢？

其实和许多有较长历史的政治词语一样，“左”与“右”的含义既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层累叠加，又由于空间的分隔而变异漂移。因此，反而是其早期定义更为简明清晰。事实上，现代政治中的左右光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雏形的：主张激进变革的议员聚集于议会的左侧，而主张维护当下秩序的议员则避其锋芒于议会的右侧。所以在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中，初具雏形的“左右”之分其实非常简单而直观。不仅如此，从1789年革命伊始到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的历次重要会议中，政治分野的主题基本也只有一个，即要不要进行市民阶级革命、以及要进行多彻底的革命[1]？然而不论是国民立法会议、国民公会、还是王政复辟时的会议，会堂总还是有两翼的，因此“左”与“右”也只是相对概念。比如在国民立法议会上因为敌视国王推崇革命而居于左席的吉伦特派，在不到一年后的国民公会上则由于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以及厌恶血腥运动挪到了右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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