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于中国这种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并拥有“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理想的国家来说，列宁式的政党对于政治光谱上的“左”与“右”的概念也有一些显著的改变。首先，列宁式的政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并因此在原则上不坚持任何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它们认为自己的责任首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至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则应该交给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然而然地产生、变化。其次，与二十世纪初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依靠松散自由的基层自发组织的观点不同，列宁主义者相信一个“先锋队”（vanguard group）式高组织度政党对于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并试图永远担任那个“先锋队”的角色。对他们来说，自己是“左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始终站在所在社会的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政治光谱的左端，即使这有可能并非所有被设想过的政治理论中的左翼，甚至不是当时发达经济体所允许的政治光谱的左翼——对半工业化半农奴制的俄罗斯来说，这个“左端”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对半佃农经济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这个“左端”被认为是民族独立与工业化。

对这种“先锋队”式政党的不同意见引起了二十世纪左派当中的争吵与分裂，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和当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逐渐分道扬镳。这种左派内的矛盾在列宁去世后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让苏联共产党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路上一路狂奔并且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政治理论中的一个主流观点是，先要依靠国家的政治力量把工业水平快速提升到英国、德国的水平，才能有进一步社会改革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许多左派人士认为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组织度与高压统治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不符，因此基本上将斯大林主义者开除“左”籍了。而历史也的确表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东欧集团最后形成了效率低下的完全计划经济制度与庞大僵化的官僚阶层，并最终在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的压力下土崩瓦解，并没有实现当初对持续增长与主动改革的承诺。

与之相对比，中国共产党即使是在计划经济程度最高的时期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苏联模式下事无巨细的中央计划，而是在农村依托人民公社三级合作社，在城镇依托各级地方政府和后来“鞍钢宪法”指导下的各个工厂，开展分权色彩浓厚的“经济工作分散经营”[1][2][3][4]。这一方面考虑了新中国初期高素质官僚不足并且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在各种各样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锻炼出来了一批有实际治理能力，懂得随机应变，并且可以在改革开放时期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而避免了苏联新思维改革中由于中央计划失灵而整体溃败的结果，虽然在此之前中国也由于基层地方政府盲目“大跃进”等治理失误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实际上，新中国大部分时期，尤其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确实一直在各种改革与运动的最前线（虽然错误的改革与运动方向曾经导致过可怕的结果），甚至不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踢开党委闹革命”[5]以及“炮打司令部”等惨烈而极具破坏性的自我革命的方式试图避免潜在的官僚体制僵化与党内强势分利集团形成等常见专制弊端。

这种激进的左派色彩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前后才逐渐的被“不折腾”和“稳定压倒一切”等主张所冲淡。但即使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上交大部分财税权力之后，地方政府仍然由于享有很大的“事权”并受到晋升机会激励等因素而积极地在“搞事情”，并由此为不断进行的医疗、教育等改革进行探索。只不过一方面过出于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政治风波的忌惮，另一方面受到“土地财政”等特殊利益关系的影响，许多改革往往小心翼翼而有缺乏魄力与决心的嫌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共内部1978年以后总结并稳定下来的最重要的政治正确只有两条，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个就是“改革”。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政策试验场，例如从1988年试行至今的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就在各省市地方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模式[6]。虽然有很多地方的村委会选举出现了大量的腐败舞弊事件，成功的案例也并不总是能够直接一直到其他地方，但是诸如此类的尝试说明中共并未完全抛弃其改革“先锋队”的身份而变得像西方议会政党一样与某些固定的主张与利益相绑定。

据笔者观察，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呼吁政策连贯性的声音似乎并不比呼吁加快改革的声音更小。而且国内民众针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其实多着眼于摇摆的政策、高风险的投资上、以及过于宽松的监管，而并非西方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集中于对高压政治的不满。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所感受到的压力来源于私营企业的职业压力、以及“住房”、“医疗”、“教育”所组成的“新三座大山”。而且过分的，不看具体问题的盲目私有化与市场化才是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来源的共识，毕竟中老年人对于拥有住房分配以及廉价教育、廉价医疗的社会主义时代仍然记忆犹新。一些有海外经历的中国人更是认为，在一些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这些问题似乎更为严重。因此，作为“现有体制”来说，资本横行霸道与基尼系数高位运行的存在感远远超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压力。甚至有底层民众与弱势群体怀念毛泽东时代，期待一个更加强力的政府可以平衡资本的力量，而这也与国外大部分左派人士的观点大致吻合。反倒是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们，往往是些在中国积极推动产权私有化、监管宽松化、政府小型化的占有了全球化红利的富裕人士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们；而承担了全球化代价的地方国企工人以及东北老工业区则近乎绝望地寄希望于中共可以顶住压力继续为转移支付和产业政策提供财政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算是基本保留了列宁式政党“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承诺，且不论左派中对列宁式政党的可行性到底有何争论。

然而列宁式的政党毕竟是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中共也面临着被其庞大的官僚队伍束缚、同化、反噬的可能性。如果要执政就要协调各种利益，做各种妥协。即使一个用意良好的官员也很可能被困在一个局部最优（local optimum）里，进而抵触进一步的改革，更不用说那些有着庞大的相关利益或者纯粹想当一个媚上欺下的传统官僚的人了。例如，笔者在自己的经验中就遇到过从来没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党员、崇拜里根新自由主义的党员，以及经常去庙里求神拜佛的党员。事实上，为了高效地组织社会进步就需要依赖一个专业的官僚队伍，而官僚队伍天生就具有保守的倾向。因此，“先锋队”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官僚队伍进行长期的拮抗与博弈。这说明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改革甚至自我革命，而这就意味着对于党内现有秩序与既得利益的不断冲击。如果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内部一片祥和团结一致，那么这个政党就离败亡不远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主要挑战便是平衡“先锋队”所要求的激进与官僚系统固有的保守，使得党内斗争、党内改革始终可以控制在对社会的破坏性所允许的程度内，又不至于完全停下变革的脚步。而这种矛盾性同时也表明了，是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现有政策主张并不能表明一个人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或者右派。甚至对于中国社会激变的这七十年来说，什么样的主张算保守，什么样的主张算进步都很难有个定论。

然而现代社会可以用来作为政治阵营分野的议题实在太多太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里，一个高维度的政治坐标系中是否拥有稳定的二分的（dichotic）聚类（clustering）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把任何观点笼统地扣上左派、右派的帽子都是不太妥当的。就如同被滥用的“政治正确”这个词一样：保守者不应该让这些词去背锅，变革派更不应该用这些词来作为自己的论据。具体问题就要具体地了解讨论进而解决，而不是打个补丁、扣个帽子假装问题并不存在。

[1]R. MacFarquhar, J.K. Fairbank,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争产里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p569-p570.

[3]“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涸泽而渔。“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p6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毛泽东在1960年3月12日的批示中将“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模式称为”鞍钢宪法“并在全国推广。参见何盛名主编《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5]甚至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便有过这种群众路线传统。例如1947年9月24日《晋绥日报》所刊《告农民书》中曾声明农民群众对各级干部“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出，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这与苏联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农村的攻占历史形成鲜明的对比。

[6]王绍光《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