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历过九十年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狂欢的西方精英来说，最近几年的世界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存在危机。如果说世纪初的反恐战争还可以被当作是历史终结之后世界边缘一些令人不悦的尾声，如今的右翼回潮与民粹崛起无疑已经成为了充斥主流媒体与社交网络的主旋律。一方面，自由主义精英们不得不烦躁地再次面对国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等等“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并满含愤恨地批判各个民粹领袖私人道德的堕落与智识的缺陷；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叛军们则宣称自己在为了夺回西方文明的光辉时代与真正的民族自由而奋斗。然而在这些似乎无休无止的争论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曾认真讨论过欧洲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对于其高峰期中西方社会的意义。事实上，西方保守主义传统思潮在最近两百年中的兴衰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变迁的高度关联性表明，其本质既非私人道德的堕落也非个体精神的升华。与金融资本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信条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保守主义信条就其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与社会意义来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言论与思想，而是一套可以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相提并论的普世信仰体系与社会组织架构。如果放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斗争的大背景之下来看，我们今日所见的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扑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回顾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产生与兴盛的过程，那段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暴力扩张的历史一般被颇有讽刺意味地称为“百年和平”（1815-1914）。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内部以“力量平衡”( balance of power )为基础、以“欧洲协调”( Concert of Europe )为机制的主权国家( sovereign nation states )间的和平维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则是从象牙海岸到江户湾、从外兴安岭到好望角的整个“外部世界”里西方国家毫无节制的武力倾泻与民族灭绝( 对于以卡尔•施密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主权国家对前现代民族的瓜分与灭绝是天经地义的 )。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曾精辟地将百年和平中欧洲社会的国际关系概括为欧洲国家间的协调与有限战争以及欧洲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殖民与超限战争。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世纪殖民工业扩张时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国家层面对其他民族充满敌意的舆论动员并不等同于单纯的个人偏见。后者以“地域黑”、“排外情绪”等诸多形式普遍存在，大多来源于个人有限经验的归纳因而观点繁多且无法统一，既缺乏客观上形成意识形态合力的基础又没有主观上宣传推广的动机。事实上，人们出于单纯的个人好恶或者不幸的误会而产生的偏见与歧视从古至今普遍存在。从彼时“楚王好细腰”的故事到如今巴黎人和外省人的种种互黑段子，这些歧视虽然常常既不公允又影响恶劣，但其究其成因与影响范围却都极为私人，且容易因客观境遇变迁或者生活阅历的积累而改变。

然而自殖民工业时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以来，资本主义工业逻辑对原料供应、市场秩序、与资本投入等公共品的依赖促使各个民族国家开展了广泛的思想动员，而欧洲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作为服务欧洲产业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意识形态则代替了天主教-新教意识形态被欧洲与北美新兴重商主义强权极力宣传推广。与基于私人偏见的歧视不同，此类思潮并非来源于缺陷明显的实践归纳，而是出自于看似深刻而雄辩的理论演绎。它们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气候-性格说与华夷之辨的“天理”，无不基于某种诱人的先验假设并宣称某些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原理。而逻辑演绎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植根于假设公理之中的错误与偏见可以被一个广大的人群以高度相似统一的方式继承在具体的推论实践之中。一旦这种偏见与经济效益以及政治集团相媾和，巨大的宣传动机便会促成一股冲刷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洪流进而对那些为偏见所贬损的人群带来难以扭转的系统性迫害。由此我们看到的是，随着亚洲的殖民地化，欧洲对于东亚文明的主流观念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伏尔泰等人浪漫化的东方主义幻想变为了所谓“黄祸”与“蒙古野蛮人”的系统性污蔑；而随着非洲大陆被彻底瓜分，各个曾经盛极一时的非洲文明更是从西方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仿佛整片大陆上只剩下些住在草窝中披着兽皮茹毛饮血的史前部落。这些思潮的兴起一方面与主流知识群体对殖民工业资本的服务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人们试图将殖民工业红利“正当化”的本能反应。这是殖民工业的经济-政治模式对大众意识的系统性影响，并不是任何貌似佐证偏见或者促成歧视的个案所能解释说明的，无论偏见的加害者或者受害者试图用怎样的个人经验来为这些残酷的社会状态辩解。

我们尤其应该意识到两点：其一，第三世界国家中逆向种族主义个案的产生仅仅是这个巨大的系统性意识形态的一个后果，而绝非是任何歧视的原因；其二，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语境下欧洲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的萎缩并非是由于西方国民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天里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是由于西方世界在全球化中经济模式的变迁。事实上，西方社会中官方的、不加掩饰的歧视一直持续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这无论在美国黑人与华人的遭遇还是在战后英法对印度支那与太平洋诸岛的暴行以及媒体舆论中都显而易见 )。六十年代之后，随着欧美经济的金融化与产业转移，其产业资本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与之相伴的便是现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政治正确”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而产业资本时期的欧中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也由社会精英向下沉降到了欧美硕果仅存的工业资本、产业工人与社会底层那里。而这也恰恰为目前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的民粹政治运动崛起埋下了伏笔。比如将自己的政治利益与美国产业资本紧密捆绑的川普，其再工业化的思路就必然会唤起那些由国家暴力开路来掠夺原材料并占领市场的“美好记忆”。而与之相伴的白人至上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也会在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所谓“文明的冲突”之类的包装中卷土重来。而不论它们与新自由主义信条斗争的结果如何，又有谁能够保证，未来主导世界秩序的经济模式与国际秩序中不会诞生出同样可怕的傲慢与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