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笔者偶然看到一个比较良心的科普公众号里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条颇有“震惊体”风味的标题：“女生喜欢买买买的基因，原来是老祖宗给的。”文章内容大概是说女性从远古的时候就从事采集工作（对应男性从事打猎活动），所以当代女性喜爱购物也全要拜她们老祖宗摘果子收种子的遗传基因所赐。回想起来，类似的论点笔者其实见过不少，比如男性更喜欢蓝色而女性更喜欢红色是因为男性老祖宗打猎整天看着天（认真的么？）而女性老祖宗整天挑红色的水果摘之类的。其实这些文章往往也并非全然胡编乱造的传闻，它们大概都有一些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作为依据。比如这篇“女生买买买”的文章大概就出自这样一篇心理学期刊（Kruger & Byker, 2009）。只消公众号编辑来一波《走近科学》式的操作，便可以将原本文章结论章节里试探性的猜想打造成如假包换的科学结论。然而遗传基因与进化论真的是解释所有人类行为的万金油么？这些期刊上的猜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站得住脚呢？

首先，在接受任何解释之前，我们都应该先仔细看一看，被解释的现象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以“女生更喜欢购物”这一观察为例，我们随随便便都可以提出许多质疑：那些收藏了一屋子帆布鞋或者篮球鞋的男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听说的那些见了手办、模型、乐高之类就走不动的大多都是男生？如果在Steam上做统计结果又会怎样？历史上、不同文明中是否都有相似的规律？事实上，“女生更喜欢购物”或者“男生更喜欢蓝色”这些观察太过模糊笼统，根本不可能是期刊原文的表述。如果我们想把待解释的行为弄得更清楚一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期刊原文，看看原作者究竟观察到了些什么，又是在怎样的限制条件下对何种样本进行了统计。还是以“女生买买买”的期刊原文为例，文章的作者到底做了什么呢？其实刨去冗长的导引段落，文章的方法与结果极为简明（大概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号编辑会偏爱这种文章吧）：作者找了美国中西部两所大型公立大学入门心理课课堂里的298名女生和169名男生来填网上调查问卷（他们还特意说明了找的女生比男生多是因为上心理课的女生比男生多），这467名学生回答了一套关于商场里购物习惯的问卷，作者给他们的答案打了个分再一汇总，随做了点均值和p-值的计算便宣布大功告成，并在结论中抛出了之前提到的猜想。作者甚至没有试图去看看不同的文化族群对统计结果有没有影响（不过鉴于回答问卷的学生中70%都是欧洲裔，少数族群中统计结果的显著性也实在堪忧）。这里面槽点简直太过密集：美国中西部普遍来说文化相对传统保守，统计规律很难直接推广到海岸城市，更不用说其他国家；问卷调查的结果往往十分依赖问题设置甚至具体的遣词造句，比如有些回答（类似“每次都能记得商品的具体位置”）会让答题人感觉自己很聪明，因而个体心理因素会极大的影响调查结果；许多要求答题人对自己购物习惯做出评价的问题非常主观（类似“我非常享受购物过程”），而每个人对自身的主观评价往往受到平日里其他人对自己评价的影响。不过既然期刊原文中关于“女生买买买”的进化论解释就仅仅是个猜想，我们便也不能对作者太过苛责。然而公众号的编辑又怎么会把满足于“有研究者称当代美国中西部17至26岁大学生中认为自己喜欢购物的比例女生高于男生”这种平庸冗长的标题呢？于是“女生喜欢买买买”便从一个美国乡村大学的小规模统计结论摇身一变成了涵盖全体人类的板上钉钉的事实。

然而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假设文章中的统计规律放在全人类中也成立，这是否就可以证明“女生买买买”的锅要靠老祖宗来背呢？非也。事实上，任何动物的行为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当时动物脑中的神经冲动，这些短期的、一次性的行为受到神经系统状态的影响很明显（比如是否心情愉悦，是否喝了咖啡，超市里是否正在放喜欢的音乐等等）；更为长期而间接的因素则是动物在一段时期内的激素水平，事实上，一个不喜欢购物的人也可能受激素水平变化影响而在某个时期过后喜欢上购物的过程；更为恒定的也更不直接的因素则可以包括成长环境甚至孕期的影响（prenatal effect）；最后的最后，才能轮到遗传基因长远而间接的影响。

如果我们要用进化论来解释一种行为模式，那么我们首先便要证明这种行为模式是先天存在而非后天环境养成的。这便会迫使我们提出许多疑问：不同文化族群中统计结果是否有明显差异？女性经济社会地位与今日显著不同的19世纪甚至古代的记载中是否能找到完全不同的情况？在男性负责日常家务与杂物采购的家庭中会不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想到有太多太多的后天社会性因素都可能使得女性在统计上更“喜欢购物”，而这些后天因素都不是“老祖宗的狩猎采集生活”可以简单解释的。如果要打消这些疑虑，我们便不得不对感兴趣的行为模式进行跨地域、跨阶级、跨文化、跨时间的检验。

其次，即使是先天因素，也有许多并无法与遗传基因建立联系。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一些受孕期母体环境影响的获得性遗传（即之前提到的prenatal effect）。比如对小鼠的实验中，母体孕期如果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后代便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持续终生的紧张焦虑状态，甚至其大脑皮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变薄；再比如二战期间著名的荷兰大饥荒中，仅仅由于1944年至1945年短短一年多的饥饿，整整三四代荷兰人的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发病率都有了随代际递减的（相对战前以及战后未经历饥荒的相似国家的）显著增长。与基因决定的性状不同，这些获得性特征的遗传性随着代际递减，一般会持续3至6代。而这些先天特征并不能找到任何来自远古时期老祖宗的进化论解释。

最后，即使仅仅考虑遗传基因的影响，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因果逻辑并不是那么的直接。事实上，当代社会中我们在商场超市的购物体验并不一定可以和古代采集食物相类比。对于衣食无忧的大学生来说，购物作为消费环节其实似乎和“享受生活”更为贴近。如果非要和远古人类的生活相类比的话购物或许应该对应着准备节庆狂欢的过程，而工作赚钱的过程也许才和狩猎采集的状态更为吻合。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女生更爱买买买”是因为远古社会中女性更多的参与组织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文娱活动，因而将购物看作富有创造性的享受而非需要机械式应付的麻烦差事。类似的假设其实还可以提出很多。事实上，为现代进化学家所熟知的一点便是，遗传基因往往通过与环境的作用才能体现在行为性状上，而相同基因在不同环境中甚至可能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再者，“一种性状是否由某些基因决定”与“同一物种内该性状的差异是否由这些基因决定”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人类腿的数量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但是不同人群中腿的平均数量却和这些人群中的交通事故率关系更大一些；是否喜欢戴耳环和基因的关系并不密切，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性染色体的种类（即性别）却和是否喜欢戴耳环有着极为显著的相关性。（此处夸张为节目效果）

由此看来，当代女性的购物车，实在难以简单的让我们狩猎采集的祖先来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