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与“右”可能是现代政治话语中最常被随意引用却又往往语焉不详的词汇了。保守主义者常常对这个分类嗤之以鼻，而进步主义者却又为其定义而争论不休。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经历过二十世纪的革命风暴与铁幕分割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重新聚首以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口中的“左派”与“右派”似乎成了无法对应翻译的迥异词汇，甚至许多人有了“中国的左派其实应该算右派”或者“白左非左”之类的看法。那么“左”与“右”到底被赋予过怎样的含义，又是否在中国与西方拥有截然相反的意味呢？
其实和许多有较长历史的政治词语一样，“左”与“右”的含义既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层累叠加，又由于空间的分隔而变异漂移。因此，反而是其早期定义更为简明清晰。事实上，现代政治中的左右光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雏形的：主张激进变革的议员聚集于议会的左侧，而主张维护当下秩序的议员则避其锋芒于议会的右侧。所以在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中，初具雏形的“左右”之分其实非常简单而直观。不仅如此，从1789年革命伊始到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的历次重要会议中，政治分野的主题基本也只有一个，即要不要进行市民阶级革命、以及要进行多彻底的革命[1]？然而不论是国民立法会议、国民公会、还是王政复辟时的会议，会堂总还是有两翼的，因此“左”与“右”也只是相对概念。比如在国民立法议会上因为敌视国王推崇革命而居于左席的吉伦特派，在不到一年后的国民公会上则由于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以及厌恶血腥运动挪到了右翼[2]
如果我们严格依此定义，将任何当前秩序的维护者称为右派，而将任何当前秩序的颠覆者称为左派的话，那么仅从定义上来讲这个世界上便不会出现任何所谓的“左翼政府”，而左派也应该成为反对派的同义词。的确，那些声称“中国的左派其实应该算右派”的人有不少是这个思路：在西方世界，反对现行政权体制与当权者的才被称为左派，怎么到了中国，政府与体制的拥护者反而成了左派呢？然而，只要稍稍观察一下现在世界舆论场与新闻报导中“左”、“右”的习惯用法便不难发现这样的刻板定义在当代的政治话语中是格格不入的，除非我们愿意将1933年以前的纳粹党称为左派，而将巴西的卢拉政府称为右派。
事实上，就当前的习惯用法来说，历史已经给这个原本单纯的分类法套上了一层又一层固有观念式的隐喻与条件反射式的联想。例如平等、改革、自由、国际主义等等常常被与左翼相联系，而精英主义、传统、秩序、民族主义等等往往被当作是右翼的标签，即使这些信条与标签在当代未必还能被当作一个单质的（monolithic）整体。不仅如此，当世界大战的硝烟逐渐散去之后，冷战中后期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暴力内部化（aggression turned inward）反转：以往的的诸如殖民主义与民族自决、战争强权与和平合作等等“高政治”（high politics）议题作为政治光谱二分的基准作用已经被诸如贸易政策、劳工福利等等“低政治”（low politics）议题所取代而成为了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与第三世界的兴起，一方面有许多原来被美苏两大阵营铁链捆绑的后发国家开始摆脱了事实上的殖民地地位开始独立探讨那些低政治议题；另一方面，在更为先进的后工业化国家中，阶级斗争与经济政策等议题作为左右翼分水岭的地位正受到许多原本被排除在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潜政治”（这个词并非标准政治词汇，仅为笔者附会新造）议题的冲击：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运动正越来越多地围绕着LGBT权益、环境保护、少数族裔文化、女性权利、及宗教地位所展开。而传统政治所关注的经济民生问题由于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及其附庸国中摧枯拉朽的胜利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既然华盛顿共识已经“解决”了经济制度的问题，既然冷战的结束已经“证明”了阶级矛盾的终结，那么政治就不应该再频繁过问这些“专业”议题，即使当前遍布欧洲与拉美地区的抗议示威与街头运动表明（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欧洲与拉美对华盛顿共识的接受度最高，矛盾也更加单纯），一个经济制度改革的幽灵仍然在世间徘徊。
这种迅速的转变至少带来了以下两个后果。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光谱的左右翼经历了一场大重组因而变得异常复杂，许多原本属于左派的劳工阶级因为对宗教生活以及传统家庭价值的信仰而与原来的一部分右翼，甚至是大资本右翼相结合形成了新兴的右翼势力（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中大富翁川普的当选就令许多“自由派”选民对那些戴红帽子的劳工阶级感到疑惑、恐惧、甚至愤怒）；另外一些原本强调资本权利的右翼人士（他们往往自称libertarians，虽然这个词汇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截然不同的含义）则在许多经济议题被边缘化的场合里在移民问题或者女权议题上成为了新左派的盟友（这令一些传统的左派人士感到忧虑，并大声疾呼称那些“潜政治”议题虽然非常有意义，但是不应该成为将阶级矛盾与经济问题边缘化的原因）。
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正在热烈开展低政治议题争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那里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发达国家中本应是自己天然意识形态盟友的那群人在“左”与“右”的身份认同上却经常与自己格格不入；这种身份认同的错位使得不同类型经济体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更加复杂，并且往往裹挟着历史记忆的差异与文化宗教的区别，使得来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群在理念上的交流往往只能以鸡同鸭讲的形式遗憾收场。
除此之外，代表主要社会矛盾改革方向的理念与口号也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许多大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符号化信条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出现了相互矛盾甚至难以自恰的地方，这使得原本站在同一面旗帜下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比如在这些经济体内部，“自由”与“平等”，甚至“自由”与“自由”本身便常常激烈冲突：曾经，对自由的束缚主要来自于某种具象客体的压迫（例如法国贵族的瑞士卫队、包税官、与教士），因而对形式自由的追求往往会同时带来平等与实际自由；而当束缚自由的客体被完全消灭以后，资本的自由扩张带来的却是垄断、剥削、以及对人的异化——当骇人听闻的贫富差距在二十世纪初掀起巨浪的时候，就连“自由”对于“机会平等”的许诺也完全成了一个笑话。而这种自由理想（ideal of freedom）的缺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则似乎更为明显。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异化为了资本家与人力要素，那么全球化浪潮中的资本自由则首先将人分为了与全球分工有关的人和与其无关的人——只有前者有资格被异化为资本家或者人力要素，而那些无关者由于在经济活动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而在各种影响政治决策的经济统计中失踪了。即使有许多开明进步的政治家曾试图以在财政制度上打补丁的方式为全球化的脱钩者们提供经济上的补偿，但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的怒火依旧在热烈的燃烧：在美国大选中，它是红帽子大军手中的选票；在香港示威中，它是年轻人的游行队伍与砖头；在“阿拉伯之春”中，它是暴动人群高呼的“尊严（كرامة）”。因此，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长距离相互作用，以及世界人口的初始条件中难以避免（甚至十分巨大）的涨落，完全自由的演化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平等、均质的世界，而是完全无法避免的甚至愈演愈烈的对称性破缺——就像是微小磁场扰动中的铁磁体一样。于是，在一个拥有形式自由的世界中，经济机器以其自由的逻辑自律而行，像一台巨大的自动机（automaton）一般将维系社会的基本平等反复碾碎，让许多人失去了实际的自由，而愤怒的人们却由于真正的压迫者的抽象性往往找不到最应该反抗的对象。这使得许多被新自由主义困扰的人们认为，诸如贸易自由、商业自由、金融自由等等的“形式自由”反而是社会腐朽溃烂的创口，是亟需改革的症结，因而也自然地应该被所在社会的左派所唾弃；而对于全球化的受益者来说，自由化是自己成功的原因，是世界进步的潮流与方向，而目前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是因为诸如迁徙自由的缺失等自由赤字（freedom deficit）导致的扭曲使得全球市场无法有效地调配生产要素所致，所以自己应该算作另一种左派（在美国，这些人更有可能称自己为libertarians；在中国，他们也更喜欢自称自由主义者，即使他们与美国的许多liberals拥有完全相反的经济理想）。
受不断变迁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矛盾影响，类似的观念转变还有很多例子。比如美国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在1865年以前可以算是最开明的改革派之一，但是他们经历了镀金年代到1900年前后便成为了当今观念中标准的右派。又比如，美国的新兴科技企业在2010年以前差不多是左派（liberals）的标杆，但是今日左派媒体中我们也时常能听到对于Google打压、兼并小企业以维持垄断的抱怨，或者是对Amazon总部推高当地房价撕裂当地社区的谴责。
[1]Marcel Gauchet, “Right and Left”, Realms of Memory: Conflicts and Divis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Benjamin Reilly, “Polling the Opinion: A Reexamination of Mountain, Plain, and Giron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