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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万柳书院少爷、哈利王子、古爱凌强行放在一起聊

“万柳书院”火了。最近一名高中生上传了在家练习篮球运球的视频,却没想只因为定位在“万柳书院”(北京的一个豪宅小区),就让网友称他是“少爷”,还有人留言区自称“老奴”。

最初,我下意识觉得这不过是一群无聊“自来粉”的自我“奴化”,甚至觉得他们就是赤裸裸的慕强、拜金,让人想吐。然而吐完之后我悟了:他们明明是活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行为艺术。

我无法再把这次万柳书院的“老奴文学”简单地给它贴上一个“奇葩”的标签。毕竟类似的事件太多了:我们早已经见识过簇拥在“馄饨皮小王子”、“爱新觉罗汪小菲”和“国民老公”王思聪的石榴裙下的盛大狂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看到有钱人时,尤其是网络把巨大的贫富差距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以后,普通人最能被网络接受的反应只剩下自我调侃了,连嫉妒的心情都嫌过时,必须直接快进到“悲伤的五个阶段”的晚期症状。

当有些人一出生就拥有另一些人一辈子都没有的财富时,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不鼓励大家去聊“阶级固化”这类问题了。甚至提这四个字都会显得后知后觉,显得自己活都整不好,梗也玩不溜。更有甚者,一旦听到你抱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便会觉得你是在“怨天尤人”,进而“活该受穷”。

在我看来,“老奴文学”其实是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被改变的一种标志。当人们连“酸”都不“酸”的时候,反而是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时候。

阶级固化“深入人心,说明越来越多人对自己实现财富上的自由或者成功完全失去了信心。对于阶级固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愤懑,居然只能用自嘲来表达。

自我贬低形式的幽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抗负面情绪的应对机制,让人暂时忘记自己的无力感。

但是,这种文化规范默认了一种更可怕的逻辑:有地位或者财务上成功的人(和其后代)是更优秀的,他们更值得拥有财富和特权。而一旦这种认识上升为共识,就算再空虚的纸牌屋也会变得如同堡垒般坚固。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慕强了,这是在自发地把特权和美好的品质绑定在一起,是在自觉成为特权的马前卒,甚至维持其运行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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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想法非常常见,在社会中比比皆是。

比如,我一直对中文媒体里对英国皇室的报道很有意见。

即使是在报道皇室中各种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八卦,这些媒体言语之中都会暗示皇室的“高贵”;他们是“体面人“。历史悠久的皇室,因为“尊贵”的血统,必然是更有道德感的人,更值得拥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然而,很明显英国皇室那一家的事儿,从查尔斯国王和他爸爸菲利普亲王的风流韵事,到安德鲁王子和爱泼斯坦相关的性侵事件;从哈利梅根退出皇室后”既要又要“的满地鸡毛,到哈利自曝威廉凯特怂恿他穿纳粹衣服等等。这一家怎么看都不是很聪明的样子,也和体面沾不到什么边。

即使如此,报道的叙事的既定逻辑仍然是认定他们是血统高贵的。然而现在还存在的英国君主制早已面临了很多的批判。比如它毕竟是不平等和特权的象征,对于很多被英国殖民的国家,它时刻提醒着那些国家被殖民的历史和长期的压迫和剥削。

甚至说得极端一点,英王室里的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们,吃的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人血馒头。这笔糊涂账根本算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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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钱人自恃品格高贵的到处都是。这里最有问题的是,有钱和美好的品德联系在了一起。有钱人,他们不仅想要占住社会、教育资源、优渥的生活,它们还想要强调自己美好的品德,因为这样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更加理所当然。

这让我想到几年前,北京另一个“万柳书院”的孩子,大方地展示自己的高傲。她发的这条微博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她觉得自己的特权让自己“学会了善良”,觉得嫉妒她的人是恶心的。

她觉得自己“可以更加柔和地看待事物”,而网上那群人只会“对不公平叫嚣”。

但我看她才是最恶心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文明与进步是理想的目标,而不是嘲讽与傲慢的资本。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品性低下是因为恶劣环境的扭曲,而不是灵魂的原罪。

当既得利益者,去把自己的特权包装成美好的品德,这真的很令人反胃。

而如今,“万柳书院”事件让我们意识到:既得利益者连包装都不需要自己动手了,直接有大量的人去主动把特权和美好的品德关联在一起,然后跪舔。似乎问题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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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一下最近另一个“热点”:

当运球的“万柳书院”少年只因家住豪宅就被无脑追捧的时候,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奥运冠军古爱凌却在被质疑选了斯坦福大学的水课才得了全A。

有那么一句特别鸡汤的话:“人都是嫉妒比自己好一点点的人,而不是好很多的人。”

那么是什么理由令一些人觉得运球少年比自己“好很多”,而奥运冠军古爱凌却只比自己好那么一点点呢?

一定要说的话,“万柳书院”少年和奥运冠军古爱凌家里都挺有钱的,古爱凌甚至自己本身非常能挣钱,为什么要对明显更有才能的人更苛刻呢?

除了对于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女孩天然的恨,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其他原因了。

我去看了一个变装秀,一不小心想多了

有一次和同事在一个小馆聚餐的时候,碰巧餐厅里有个即兴演出。有一个打扮成女人的男人的变装表演(drag show)。

对于这样的表演,如果不是在乎“女权”,我不太可能有啥想法。毕竟一个人的选择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没有理由不给予他完全的尊重。大家都是打工人,挣一份辛苦钱。

但是,因为我还挺在乎“去除性别刻板印象”,那确实就对drag show有保留意见了。这样的演出表演者通常是男性,他们使用服装和化妆来模仿并时常夸大女性的性别角色以达到娱乐目的。

我对于男人扮女人这件事儿,还是有点自己的想法的。

白人往自己的脸上涂黑脸扮黑人在1960年就能被定义为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央视春晚在18年和21年两次让中国演员把脸涂黑、装上假臀,模仿黑人,也备受争议、批判。那drag show中男性模仿女性,为什么就没人指出它对女性形象的潜在伤害呢?

娇滴滴地发出声音、翘着兰花指、和男看客打情骂俏,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去用这种表演娱乐大众,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这和“去除性别刻板印象”是冲突,似乎是强化了某些并不需要强调的特质。

那短短十分钟的drag show让我的男同事们觉得很有趣,饶有兴致地给了小费。而我却反复由夸张的表演联想到了“女性是需要被保护的”、“女性是柔弱的”、“女性是妩媚、会勾引人的”等各种令人反感的性别印象。

老实说,我脑子里蹦出了太多的想法,根本没法欣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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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易装者、还是跨性别人士等性少数都是被边缘化的人,他们和广义上的女性团体可以有相似的目标的,因为他们多多少少都受到了父权社会系统性的歧视。

但是,如果说这群人靠的仅是共同的创伤才联结在一起的,那这种联结必定是非常脆弱的。

他们有时在“女权”这个大帽子下能和谐相处。有的时候不能。

因为这里有太多的诉求、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阶级、不同程度的边缘化的人群,他们之间必然是有认知、方法论、观点、利益的冲突的。

而女权最终也不是提供心理疗愈的therapy group,而是打破现状、陈规的具体行动,是在给自己和她人赋能。

比如,当一个人在非常努力地反抗女性“胸大无脑”的刻板印象时,似乎对于去刻意追求女性(外貌)特征的人群就可能没有那么多兴趣,也不太可能专门去关注。即使他们都非常讨厌父权制的规训。

比如,一个人从小被父亲虐待,长大以后见到男人就骂,决心远离男人保平安。还有的人觉得,提高女性地位需要团结至少部分男性。虽然都是在男权框架下的反抗,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妥协,但是我很少没见过这两种人可以和谐相处。

比如,当精英阶级的女性在试图用“卖淫合法化”去标榜自己对性解放的态度和对性工作者的“人文关怀”的时候,另一些女性则会费劲全力用数据、用在北欧发生的事实去解释人和人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合法化会使更多的底层女性会被拐卖、被性化、被压迫。即使这两种人都对性压迫深恶痛绝。

比如,同是感受到了父权的压力,一些人的态度是破罐子破摔,来消极反抗父权;另一些人的态度是我要积极地适应这个环境,我要“比男人还男人”。还有另一些人,曾给我敢投稿写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相信一个没有性别刻板印象的世界是一个更理想的世界,那从有刻板印象的现实出发,每一条突破的路都不可能没有遗憾。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她的突破与现实的惩罚之间的权衡,一个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权衡。我尊重每一个或大或小无论哪个方向的突破,也接纳每一分顺从和妥协。我们终究要“认清生活的真相,而依然热爱生活”。

这三种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也确实很难想象她们如何能一起共事。

比如,一些人特别强调“性别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坚持认为性别区别已经过时了。殊不知,波伏娃这里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别是构建出来的,却绝没有否认生理性别的区别。很明显,某些具体的歧视、迫害和人的生理性别直接挂钩的。而人类社会演化到性别概念可以被扬弃之前,生理女性与她们的境遇都会是我们理解社会的重要视角。我们不能突然间无视还没有解开的枷锁,就以“无法准确定义什么是枷锁”为理由无视那些确实存在的禁锢。虽然是读同一段文字,但是认知也可以完全不同。

总之,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碰撞在一起。而人只有当目标、利益都一致的时候,才有和谐相处的可能。但是第三波女权、第四波女权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难以定义”。暂时没有一个具体、迫在眉睫的斗争目标可以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每个人具体关注点可以不同,也应该不同。

当没有思考到任何少数群体的问题被视为一种“政治不正确”或者过时的女权的时候,我们有限的精力被分散,我们开始进行自我审查。对个体特殊性的关注的极致,必然会让我们对系统性问题的审视减弱。我想,这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产生的思潮的共同点。

而更重要的是,当你想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很难解决。但就我的观察来看,给问题排优先级是会被鄙视的,也不会被鼓励,共识也不太可能达成。毕竟,“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很诚恳地说,所有人的问题都很重要,谁也不应该被边缘化。当大大小小的问题积在眼前,但是讨论它们的轻重缓急、主次矛盾变成了禁忌,解决问题就很困难了。

这是一点点我对自己观察到的当代女权运动的思考。

听上去不是很正面,但是如果你曾为“女权群体”的内耗感伤过,那希望这篇文章可以给你一些安慰和答案。我们想做的事儿在大环境下很难,但也正因如此,每一点进步也一定会让人感到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