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篇文章，是想传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在父权制下，女性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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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妈的！”

作者：梅根·墨菲

原文出自文集：Freedom Fallacy: The Limits Of Liberal Feminism

毫无疑问，“女人的选择”是女权主义话语的核心原则。为女性创造真正的选择，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狭隘范围内的选择幻觉，是女权运动的一个核心且合理的目标。但我们在过去 20 年中看到的，却是从这个概念演变而来的是一种不同的野兽。

“我要做我想做的，去他妈的！” 被认为是美国90 年代的女权主义“标志”，一些人认为是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开始。这种口号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年轻女性而言。想象一下你正在摆脱社会的枷锁，同时拥抱和拒绝限制性的、厌恶女性的标签，比如“荡妇”和“妓女”，你会感到非常有力量，就像比基尼杀手的主唱凯瑟琳汉娜 （Kathleen Hanna）所做的那样，她摆脱了她在她的表演中脱颖而出，露出写在她肚子上的“荡妇”一词。在汉娜 (Hanna) 之前，麦当娜 (Madonna) 在 80 年代以类似的方式成为某种女权主义偶像，拥抱“性感”的服装和意象。她被视为掌控了自己的性（sexuality）并利用女性气质获得权力的女性的代表。虽然这种对传统性别歧视或男性定义的意象和语言的特别使用方式可能会让女人感到暂时的解放，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回收”（recycle）“荡妇”一词来反抗女性被性化？这个答案就没有那么直接了。

2011 年，一名加拿大警官向多伦多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的学生建议，“女性应避免穿得像荡妇，以免受害”。这些评论引发了 2011 年 4 月 3 日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一次“SlutWalk”游行。游行蔓延到世界各地如拉斯维加斯、墨尔本、博帕尔和圣保罗。 “SlutWalk”被誉为 Take Back the Night 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化身。 Ms. Magazine 的一位博主写了 2012 年在洛杉矶举行的游行：“正是第三次浪潮的感觉——那种个人主义的赋权——让“荡妇漫步”在年轻女性中流行起来，”并补充说游行是“SlutWalk”不像 Take Back the Night 这样的反强奸集会：它在情感上不那么激烈，它更多的是为了奇观。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评价，但在涉及激进运动时，“受欢迎程度”和更轻松的信息并不一定“更好”。

游行似乎没有专注于攻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强奸文化，而是表演性的，并且优先考虑媒体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关注个体、个人的赋权观念和穿性感服装的“权利”——“我做我想做的，去他妈的！”这句口头禅占据了主导地位。只要女性选择被物化，哪怕是选择去迎合男性凝视的行为也能被当成是积极的事情。

没过多久，游行就开始将性产业宣传为赋予女性权力的个人选择，其中许多人积极倡导卖淫合法化。在纽约市，游行的特色是穿着内衣的钢管舞者，拉斯维加斯的“SlutWalk”创造了一个口号，将“性工作”描述为女性喜欢的东西：“荡妇不是外表，而是一种态度。”无论你是为了快乐还是为了工作而享受性爱，这就不会是对暴力的邀请。“SlutWalk”对“选择”和个人赋权的关注抹去了女性做出“选择”的背景，尤其是关于她们“选择”在性行业工作或“自我物化”，无论是在脱衣舞俱乐部、Instagram 还是街头。

2011 年，华盛顿特区的“SlutWalk”组织者计划在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举办筹款活动。毕竟，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者聚集的地方。可以说，进一步巩固女性作为性感对象（甚至是为了男性的快乐）似乎很奇怪。当受到质疑时，组织者回应说：“这不是一个批判性质的运动，它涵盖了女性希望做出的所有选择。”

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此支持”女性的选择”，以至于我们无法再批评可能导致女性“选择”在脱衣舞俱乐部工作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当我们批判性行业时，我们不是在批评“女性的选择”，而是在挑战男性权力和男性选择物化和剥削女性以谋取私利的选择，以及未能为女性提供机会获得体面生活的经济现实。女性值得一个不涉及脱衣舞、卖淫或色情的生活的世界。

面对严重缺乏选择，“SlutWalk”只是在简单地重新构建对话。 “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如果我们能让女性（和整个社会）相信性行业可以赋予她们权力，如果一些女性个体声称她们喜欢脱衣舞娘或三陪的工作，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面对持续和恶毒的厌女、性骚扰、强奸文化、色情文化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自由女权主义和第三次浪潮似乎走了一条容易的路，关注“选择”和个人身份，而不是直面根源问题之所在：父权制。

选择是女权主义话语和行动的关键部分。比如，它是争取生殖权利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这关乎到选择我们是否想要生育以及选择我们想要的身体和生活的权利。这种选择过去是，现在也是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影响我们获得授权和自主的能力，不仅在家庭和个人方面，而且在生活和社会的其他更公共的方面。

因此，“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坏概念。例如，女性有权选择是否要生育、结婚、上大学等，这些权利是女权主义运动取得的成果，不能轻视。曾经有一段时间，女性不能做这些事情。在一些地方，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生殖权也正在受到侵犯，而在其他地方，女性在婚姻方面的权利很少。联合国估计，有25亿女性生活在婚内强奸不是刑事犯罪的国家。即使还有很多需要斗争的地方，尽管在女权主义话语中“选择”的力量很大，但过度使用这个词似乎没有取得多少成果，甚至这个词已经开始削弱了女权主义运动，而不是增强了它。

现在，当“选择”被讨论时，它通常以个人选择而不是集体选择（和集体自由）的形式出现。好像“我的选择”不可能对世界上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产生影响。好像“一个女孩作出的选择”就可以消除任何合理的批评或对她所做选择的背景的质疑。这很明显是一种关闭对话的方式。如果没有对话和批评，女性主义将在哪里（将会走向何方）？我们本应可以在不羞辱女性的情况下批评具体一些女性的选择。如果我们要理解和挑战影响我们选择的更大的权力系统，我们需要批判性地思考我们的选择。

许多评论家确实将这种“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口头禅视为第三次浪潮和“后女权主义”话语的一个弱点；虽然这种态度并不普遍适用于整个浪潮，但它似乎确实建立了相当大的势头。仅仅因为我们选择它，任何事物都算作“女权主义者”吗？

虽然为自己做出选择无疑是一种赋权，虽然我永远不会反对女性选择穿高跟鞋、在婚姻中随夫姓、甚至出卖性服务的权利，但女人可以或确实做出这种选择并不等同于“女权主义”。为自己做出选择——无论它让我们感觉多么好、多么强大或多么满足——并不一定会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女性的权利或地位，也不会反抗父权制。感觉良好固然很好，但这并不构成政治变革。换句话说，女权主义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本自助书。

性别歧视被定义为“基于一个人的性或性别的偏见或歧视”，但这个定义遗漏了一个关键方面：系统性权力。如果性别歧视仅仅是关于性别偏见，那么从理论上讲，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与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一个同等的问题。但是父权制度创造了一个拥有系统性和个人权力的主导群体（男性），他们压迫一个被压迫的群体（女性），创造了一个使女性作为一个阶级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的制度。如果不承认父权制是性别歧视的基础，我们就只能采用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性别歧视和女性解放的方式，即在个案的基础上评估歧视，纯粹根据个人的感受和经验，而不考虑男性权力的更广泛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背景——一个对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压迫和暴力的历史——性别歧视就不会作为一个概念存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脱离这种背景的个人选择并不等同于女权主义行为。除此之外，对个人选择的迷恋实际上抹杀了这种背景以及父权制是一种权力体系的事实。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女人的选择（比如说隆胸手术）都是女权主义，那我们就忽略了这个选择背后的背景——物化、身体仇恨、资本主义、色情文化——所有助长对女性整体压迫的事情。

对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来说，如果女性做出的任何选择被视为解放或“女权主义”，她甚至可以“选择”支持这两种制度，没有人有权挑战她。在“选择女权主义”中，如果一个女人“选择”制作色情作品，这会助长压迫和物化，不仅是对色情片中表演的女性的物化，而且是对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压迫和物化，并且有助于亿万美元的色情业。很遗憾的事，她仍认为自己被赋予了选择这条路的权力是好事儿，她甚至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再然后，色情片也能成为女权主义。

著名的滑稽表演者蒂塔·冯·提斯 (Dita Von Teese) 在为那些称她的行为剥夺了女性权力的批评者辩护时说：“当我在上面表演 7 分钟，赚了 2 万美元，这怎么会让人失去权力呢？我觉得自己很强大。” 这句话体现了当今“选择女权主义”的问题，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赋予个人“权力”。除此之外，如果金钱是我们决定什么赋予女性权力和什么不赋予女性权力的主要依据，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与一个对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剥削和压迫负责的制度勾结在一起。如果女性通过物化身体或性行为获得补偿，那实际上并没有挑战物化和剥削背后的性别歧视观念。尽管 Von Teese 可以多买几双 Louboutins高跟鞋，但我们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

“选择”以及它诞生的女权主义背景，已经被主流制度和自由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收，并被他们所利用。那些对女权主义或结束性别压迫没有特别兴趣的人现在正在告诉我们选择和自由是什么样的。这些系统告诉我们激进、革命或女权主义甚至是不好的。如果我们要求太多或错误的自由和赋权，我们就会被指责和攻击。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他们的选择版本，并告诉我们赋权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获得——只是要令人愉快的，性感的。而且，嘿，你猜怎么着！我们甚至不再需要女权运动了！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自我物化，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在上面贴上“赋权”的标签，瞬间就成了自由，其他人都需要闭嘴，因为“这是一个选择”。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女权主义是关于抵制父权制，而不是仅仅是加入其中。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可以像男人一样以压迫的方式行事就能“获胜”。当我们争辩说无论有没有我们都会发生性别歧视，所以我们不妨参与并充分利用它，或者如果女性能够在经济上获利，这将以某种方式消除性别歧视。向父权制提出根本挑战不仅仅是顺其自然，《狂野女孩》的制作人也没有告诉我们自由是什么样子。一个女人从脱衣舞表演中变得富有，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解放。

没有政治或理论支持的选择是没有力量的。以牺牲他人（尤其是边缘化群体）为代价的“选择”并不激进，也不会促进平等。例如，“选择”物化我们自己，这并不是我们第二波姐妹们争取“选择权”的意思。通过选择赋权从来都不是针对个别女性，而是针对大规模赋权，以及让所有边缘化人群免受压迫的自由。

对“支持女性选择”的关注有时让人恐惧，因为这些支持扼杀了批判性思维。 我们已经将“批评”（critique）变成了“判断”（judgement），迫使我们将政治与个人分开。 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风险是巨大的：我们失去了对抗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的能力，并且继续不得不在一个不断将女性视为次等人的系统中生存。

个人主义支持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并将继续对集体斗争、社会安全网和服务以及更普遍的穷人和边缘化人群造成严重破坏。 作为女权主义者，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并结束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这一全球流行病，我们就需要超越个人主义话语，关注集体赋权，以应对这种日益去政治化的“选择”。

前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小A说她和一个白人朋友走在路上，听到一个人在警车旁边大喊大叫，她本能地跑开了。

之后，她的白人朋友“教育”她：”我看到黑人就不会害怕，你对黑人有偏见，这是种族歧视了。”

 小A很委屈，表示自己都没有看到任何人。听到喊叫、撇见警车，只觉得有危险就想躲远点，没有在乎到人种问题。

其实，正常人都懂这个道理，在你觉得危险的时候， 也应该有多远逃多远，事后再反思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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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我的很多左派朋友：她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希望做一个“好人”，能“do the right thing”。她们都明白以貌取人是非常错误的，也不希望自己加深任何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偏见。

毕竟，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她们，都希望这个社会的偏见能少一些，那首先也得身体力行。

所以，有的时候她们会在察觉到危险、感到害怕的时候，会先问问自己“我的害怕是不是偏见？是不是不尊重xxx？”

讲真，我自己也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在旧金山城里有几次被精神状态不太好的流浪汉骚扰后，我还是会问自己，以后再看到流浪汉，我到底应不应该害怕？

我的害怕绝不能是因为他们的肤色。那么我应该害怕的是他们流浪汉的身份，还是一些嗑药high了以后我看不懂行为？离他们远远的，会不会伤害到他们的感情或者尊严？ 总之，我脑子里会浮现很多想法。

曾经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一位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直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播客。其中一集的嘉宾Gavin de Becker（加文）呼吁的就是女人感到害怕的时候，请相信自己的直觉。

直觉可能会错，但是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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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那集播客，我顺便去了看了一下那期嘉宾加文的畅销书The Gift of Fear，专门教读者识别各种警告标志和暴力前兆。

这个曾担任过里根与布什总统安全顾问的人，在奥普拉脱口秀里提到：

就像无视你的直觉一样，女性总是习惯于善良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她们陷入危险的境地。

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性和女性的恐惧是不同性质的：

“事实上，男人本质上是害怕女人会嘲笑他们。而女人本质上是害怕男人会杀了他们。”

这句话让我大为震撼。

男女的害怕本质上是不同的。也许杀人太极端了，但是被家暴、抢劫、侵犯确实也是女性更容易担心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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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说，这种恐惧导致许多女性试图对那些让她们感到恐惧和不舒服的人表现得很友善。

为了礼貌和体面，她们甚至会继续和这些人聊天。因为，有些女性会认为如果自己表现得很刻薄的话，会增加风险。

（额，说的就是我。路过流浪汉时，如果对方和我问好，我会礼貌回一句，然后快步离开。但是我的男性朋友不会在意这些礼节，就会直接离开。）

而事实恰恰相反。

加文说：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态度不友善，而被强奸或谋杀的案例。换句话说，这不是激发强奸和谋杀的原因。

但我听说过很多很多案例有人成为受害者，就是因为她们愿意继续与他们不喜欢与之交谈的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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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语境中，女人总是被迫要放弃警惕，输出“善良”。

因为她们从小就被要求要关心他人，要做事得体，关心自己的部分反而不会被强调。

所以对我来说，加文的告诫来的很是时候。

在治安环境一般的区域，我晚上走在路上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性走在路上的心境就是完全不同的。

很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大环境中，我就是需要比男人花更多的精力在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紧张水平是有区别的，但是让女人去放松警惕也不解决问题。

毕竟环境不好时，大自然里的雌性都会不生育。女人与生俱来对环境就是敏感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会去怀疑自己的本能（和生存相关的直觉），如果真的有，那也早灭亡了。

要女人无时无刻地“善良”，恰恰是最不善良的。

上个星期的文章里，但丁在调侃“做题家“，那绝对是我生活真实写照。

在科技公司裁员的浪潮下，我也担心某一天自己的工作就没有了。为了缓解焦虑，我开始刷题准备面试了。

每天我都去看几道Leetcode解题视频助眠，就当是脑筋急转弯了。

更不要说，工作以后我至少翻了3-5本关于女性如何在职场上更成功的书。通过看书来试着提升自己，谁还能比我更做题家思路呢？

我看的那些职场经验分享的书挺有意思的。

算是在意料之中，即使是在女权思潮比较被接受的美国，即使这些书都是专门写给女性的，但它们中没有一本提到女权主义。

女性教女性“如何在职场更成功”应该绝对是女女互助了。但是本质是告诉你一套规则，或者对人的行为的观察和归纳。

这些书没有鼓励你去打破不合理的机制，所以它们不标榜自己“女权主义”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对于初入职场的我来说，如果女性职场前辈诚心分享她们的经验，其实仔细想想这很无私，也是最直接的女性赋能。

这些书里的建议到底和女权主义主张的异同在哪儿呢？我想试着举几个例子。

1

很多人觉得职场女性下降的事业心（ambition）和组建家庭、生孩子等关系很大，甚至会觉得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Advice to My Younger Me这本书里引用了一个研究，说其实（三十多岁的）女性事业心下降是因为缺少榜样，所以她们没法想象自己能胜任高位。

以上这是对于现状的总结。

那么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哪呢？

比较贴合“女权”标签的做法是，我要去打破这种现状。在一个缺乏榜样的环境中，我知道按概率来说，我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会克服它们的！我一定可以！

职场书里的建议是，你选公司或者职业环境的时候，有多少女领导、女同事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我觉得这两点都非常重要，也不一定冲突。一个人具体怎么选，取决于她到底有多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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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冒险精神（taking risks）

这一点上职场经验分享和女权主义的实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

绝大多数的女性从小到大都是在被各种条条框框规训着。

“你玩得那么疯，没有一点女孩的样子。”

“房间这么乱，以后你丈夫、婆婆一定会嫌弃你。”

“女孩嘛，学个轻松容易的专业就好。”

“你刚生孩子，这个岗位需要投入很多精力，不合适你。”

。。。

规矩特别多，点点滴滴都可能被评头论足。

有些比较“聪明”的女孩就会先自我审核一下，去做父母眼中的乖乖女。这样的女生，其实在学生时代是会被奖励的（当然前提是她们周围没有特别有毒的长辈）。

但是在工作中，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变了。

比如，学生时代，同样的试卷让全校学生做，你根本不用抢着去做试卷。

但是工作中绝对没有一个同样的工作让两个人分别去做一遍。你不主动争取，凭什么好机会就会落在你头上呢？

在学生时代，你考试作文写得太标新立异可能会得个低分，也不可能重新写一遍。

但是工作中，你要是别出心裁，不合适的话，多半有重新做的机会。但是如果做出了一些出彩的工作，你的能力与价值就会被更多人看到。

而且这个事儿一定是正反馈的：做出的好工作越多，越有价值与难度的工作就更可能被分配给你。

总得来说，工作中少一些胆怯，多一些勇气，再沉下心把工作做好多半是有好处的。

我很喜欢Ju之前的职场经验分享：

“做优先级高的项目，不怕失败”，“主动创造机会，不要坐等许可”，最后少被所谓的“性别差异”忽悠了。

女权主义鼓励你打破社会或者自己给自己预设的条条框框，开创一片新的天地。针对女性的职场经验分享也会鼓励你不要给自己设限，take smart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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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女性的职场形象（服装）建议。

有一本30年前的旧书New Women’s Dress for Success很逗，细到你身上每个装扮细节都有“最优解”。（哈哈不要太当真）

这本书吧，它的基本共识和女权很相似：

“大多数女人都认识穿着糟糕但非常成功的男人。衣着不当不会像毁掉女人那样毁掉男人的事业。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很擅长他所做的事情，尽管形象不佳，但仍可以晋升。但是，如果女性穿着不当，就会被大多数男性和女性管理者排除在晋升考虑之外。

这显然是双重标准，很不公平。“

但是从第二页开始，这本书可以说就是男性凝视的高度“结晶”。非常政治不正确。

 每个关于颜色、款式、风格的建议都是通过让（相应行业的）公司里的高管来做实验得到的。对于不同职业、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女性，最合适的服装推荐也不同。

你要是照着它的推荐穿搭，其实就是在迎合男性审美（因为当时参与这些实验的高管基本为男性）。

女权主义会不会支持女性去迎合这种父权逻辑呢？非常可能不会。

职场书直接会毫不客气地告诉你：

你得做好被一些会以貌取人的人轻视的准备。

因为“现实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你必须面对它。”

这种话听起来很令人沮丧。

现实生活中，即使在2023年，女人如果染粉色头发，仍然有可能在职场中被歧视。甚至会被网暴。

女权主义不会提醒你“别染粉色头发”，女权主义的重点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染粉色头发不应该被歧视“。

有些女权甚至不喜欢“别染粉色头发”这种建议，因为觉得这是在帮着父权社会规训女人。

这是我对女权持保留态度的地方。

我们或多或少也算知道理想世界大概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而就现在而言，更重要的也许是找到实现那个更理想世界的路径。

越是高远的理想，到达它的路径就往往越曲折，就如同通向险峰的道路一般都百转千回。

在到达到理想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到底能不能妥协？

可以妥协多少？

妥协对个人的代价是什么？

反抗对个人的代价又是什么？

如果我拥有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可不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反抗，但是在另一些问题上先妥协一下？

其实，我们女性很早以前就开始每天都在无意识地做着这些权衡。

那么，如果我们心中的目标坚定，在拿到扫帚前，绕开尘土与污垢就一定是在向它们屈服吗？

4.

Advice to My Younger Me里提到，只要离开职场，哪怕只是3-5年，对于女人的整个职场发展影响都是巨大的。这里的立场很明显，是不鼓励女性做家庭主妇的。

不少女权主义者在这种问题上的态度是：女人如果选择做家庭主妇也要尊重，因为家务劳动也很有价值。

我只能赞同后半句。

因为见过一些离开职场后就很难回去的女人，并且渐渐和社会脱轨。如果一个女人有选择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但却做了家庭主妇，那我只能祝她好运了。

书里引用了一个哈佛商学院（HBS）的研究：

工作的女人更能培养出将来在领导层或者有领导力的女儿，也更能培养出尊重女人、更在意男女平等的儿子。

说起来，我以为这研究结果很容易想象的。

一个工作的女人，她的女儿有榜样，她的儿子从小就知道女人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有一番事业；她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收入更高，也有更多的资源和眼界去培养子女；一个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的母亲，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培养出一个妈宝男。

但是没想到，当我把HBS的原文找出来以后，发现评论区有很多破防的家庭主妇。

她们说这个研究结果打击到她们了，伤害了她们的感受。

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接受自己的人生选择被质疑，尤其是当她放弃了某个层面上的自我实现以后。

更不要说，家庭主妇把很多心思放在了孩子身上，她尽心竭力地培养孩子，然后结果还可能比那些“不尽职”的职场妈妈更“差”一点。

要我，我也破防。

怎么说呢？

总之，给女性写的职场分享书当然更注重鼓励职场女性。

这点看上去和支持女性的各种选择的女权主义有点区别。

但是不鼓励女人成为家庭主妇，不代表对具体一个个在家里劳动的女人不尊重，不代表不认可女性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不代表不厌恶父权社会对家庭主妇的剥削。

所以这里我并不觉得有任何对立的概念。

因为我本来也不觉得鼓励女性独立、搞事业搞钱就是在歧视家庭主妇。

也许我举这几个例子是想说，一个在职场上成功的女性（你可以说她是父权社会的受益者，这都无所谓），她能给出的建议有些和女权是相同的，有些不是。

但是，女权主义和给女人的职场建议都是希望女人过得更好。

只不过，女人给女人建议很难。这是在我看来父权社会非常毒害女人的一点：

有些女人被pua，对别人的建议或者要求言听计从。

而其中一些女人发现这其中的端倪了。在反抗的过程中，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任何不悦耳的建议都听不得了，都觉得是在pua她。

她们因为要奋力地逃脱规训，而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有点类似刚把裹脚布脱下，但却只愿意穿高跟鞋。

女人反抗父权也许会有令人惊喜的突破，但是反抗和不反抗父权也都可能要承担代价，这是父权制下每个女人都要面对的课题。

不过，当我们开始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我们不必独自面对这些困难。

写在最后：

如果我发在这个公众号上的文章有的时候看上去不够“女权”，那也很正常。

因为我首先是一个有严肃职业抱负的人。

不再向父母伸手要钱了以后，我得吃饭、付房租，得在一个父权社会下生存，这些都比向别人证明“我是女权”重要得多，我也从不需要别人或者自己的苦难来给我的人设装点门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有足够的自信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周围的环境，而不仅仅是单向地受其桎梏。

我希望顺着女权思路或者（只要不踩着别的女性的）其他思路向上走的女性都能在社会上站得越来越稳，让女性同盟的力量越来越大。

最近其实没有什么想写女权主义相关的文章的欲望。

因为其实我本人在生活中，并不把女权挂在嘴边。

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也没有什么具体被压迫的事儿。在我的目前的工作中，我很少遇到堂而皇之的性别歧视。

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还不错的学历，并且在技术岗位上活干得还行。在工作中，我也没遇到什么不爽的事儿。

也因为正好赶上了某些技术的风口，我从工作中得到的酬劳也足够让我在生活中不讨好任何人，也不委屈自己。

谁让我烦了，我就理远点。人生这么短，得多找点乐子；在烂事儿上花一秒钟，都觉得可惜。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冷淡，也想不标榜这就是“人间清醒”。

总之，在这种自在的生活状态下，如果我天天写自己作为女性怎么被压迫，那还挺虚伪的。

虽然社会上有很多“你是一个女人，就应该xxx”的规训，如果说早年对我有影响，那这些东西在某个时刻，也渐渐失去了规训的能力。

当然这些规训的影响还在。

女权主义的觉醒对我来说可能早几年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偶尔我会想，如果我是一个男孩，我会不会比现在更优秀。

我觉得应该会吧。

但是，想这个对我个人来说没啥好处，还不如抓住我拥有的机会。少反刍，少搞精神内耗。

这里我懂直接告诉别人“你不要精神内耗”是很蠢的，因为没有人主观上会希望自己在“精神内耗”的漩涡中，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不太愿意再写我认为有可能会让读者产生精神内耗或者焦虑的文字了。

如果有些事儿我觉得自己少想会有好处，那我没有动机去鼓励别的女性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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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一个在学术界的朋友聊天，她说最近这几年，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不再“take shit from others”，或者说不再接受别人的扯淡行为。

她举的例子是，在学术环境中，以前在听到涉及性别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内容，她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

但是现在，有合适机会的话她会指出来。

又比如，她去听一个学术演讲，如果自己没听懂，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有些不安，甚至暗暗责备自己，还有点紧张怕错过重要的内容。

现在，她会觉得，有些演讲者其实就是没有好好准备，或者就是不擅长汇报展示，又或者根本不在意别人听不听得懂。

这和女权意识可能有关系。

但是不take shit from others 本质上是拥有了高自尊、更多的安全感和实际的权力。而安全感可以来自于对自己的专业能力的自信。

比如她敢于指出一些性别刻板印象，多半是因为她和这些说话不过大脑的人的权力差距已经不再悬殊了。

指出他们的问题后需要面临的尴尬甚至风险变小，我的朋友是可以承担的。

比如她觉得有些演讲就是很差，其实是因为她听懂过很多更难懂的演讲，甚至她也被邀请去给过同等级别的演讲。

所以我觉得是这几点变了：安全感、拥有的权力以及在某个领域里的专长和权威。

而女权意识觉醒或者告诉自己周围的人你是女权主义者，并不能直接提供这几点。

事实上，告诉别人你”支持女权”，可能立刻会被冷眼相待。如果你的安全感部分来自周围人的看法，那可能女权”出柜“会给你带来安全感的直接降低。

实际的权力，本来就很难得到；一个人的高自尊、安全感，也不是突然信了某种“主义”能得到的。

如果谁告诉你她因为逢人就说“我是女权主义者“而找到了好工作，那我劝你想想这和“这个神仙特别灵，拜了就能事事顺心”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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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想法很功利。

但是任何一套理论，都应该需要被检验。看看它们能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帮助任何人改善她们的生活。

这些好处可以是物质上，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即使不是立刻见效，也应该有一个路线图。

这个道理我们以前写过，女权主义假如与实践脱节，没法给女性带来好处，被“好嫁风”取代是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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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想法有点“脱离群众”。

如果一定要先自我反思点啥，那在当下，我生活中最大的privilege就是我能在工作中感到快乐。

我明白，人能热爱自己的工作是一件罕见的事儿，说明我此时很幸运。

我不知道这种“蜜月期”还能持续多久，因此我很珍惜，对待工作还挺认真的。这和我个人品性没有必然的紧密关系。

当然我能意识到自己此刻的幸运，主要还是因为，在读博士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不喜欢自己的研究工作。

人在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浪费生命、时间、内耗等等各种自我毁灭性质的事儿，我都对自己做过。

比如，第二天早上9点需要做一个报告演讲，我可以一整天都焦虑地摸鱼，就是不干活。到了晚上12点，终于困了。这时我打开电脑，告诉自己还有9个小时，可以开始干活了。

这不是主观想脱离这种精神状态就可以脱离的。

很难说这算不算抑郁，但是我知道这种状态中，我有多讨厌自己。

不管心理咨询师或者女权主义怎么强调要“接纳自己”，但是我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还是接纳不了。

最终脱离了那种精神状态的原因，是因为我虽然原谅自己过去的精神内耗，但是我不接纳自己继续这样。之后，很多一点一滴的具体主观努力让客观环境发生了改变。

所以，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经历背景。这是我为什么非常警惕没有用的精神内耗的原因。

我知道这种精神内耗有多害人，往往尤其害女人。

因此，那种让人痛苦、苦兮兮地搞女权的东西，从某个时间点以后，我就主动离它们很远了。因为，对自己负责、不要让自己陷入情绪的漩涡，至少是在给自己赋能，可以说也是比较“女权”的一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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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争论，是因为“主义”和“生活”本来就很不同。而我们不管读过多少理论，最终还是得回到生活。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个关键判断就是，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是女人受到压迫的两个重要维度。

从有创造性的劳动中得到快乐，是少数能让人抵抗被资本异化的过程。（对于我来说，这里创造性的劳动可以是工作，也可以是一个爱好。）

我想，争取把这份往往被剥夺的快乐还给每个劳动者，也可以是女权主义、女性互助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