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销路很好的观点，我们暂且称之为“理性歧视主义”。兜售这种观点的人宣称，传统意义上的歧视之所以值得被唾弃是因为其动因不理性。比如白人至上主义者所自认的先天优越性之所以可鄙完全在于缺乏“客观依据”；而一旦有了统计数据作为确凿的证词，在观念或舆论上为一个群体定罪也就并无不妥了。例如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讨厌黑人并不是出于对深色皮肤有什么宗教上或者文化上先入为主的偏见，而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新闻里所观察到的黑人群体往往“品性低劣”，“经济失败”，“暴力问题丛生”。这些人甚至可以援引亲身经历或者统计数据，并以此觉得自己观点客观，理由充足，因此断不能被纳入种族歧视之列。然而某个群体统计意义上的“品性高低”真的足以作为我们给这个群体定罪的证据吗？

首先，我们不妨先将“歧视”定义为一个中性词，即单纯的“区别对待”。在这种意义下，每个人都有歧视任何事物的自由。然而，显然有的“歧视”相对更有道理，而有的“歧视”则不怎么说得通。比如一个人更喜欢和健谈的人交朋友，那么他在交友选择的层面上“歧视”内向的人便无可厚非。因为是否希望结交是一个主观判断。可如果这个有外向偏好的人认为所有不善言谈者都内心阴暗本性邪恶，就实在难以令人接受了。因为他并没有做出这个客观判断的充足理由。由此看来，如果基于品性而去“歧视”一个人的做法能够自圆其说，所需要的大前提是这个品性的形成来自于此人的自由意志与自主选择。比如说一家人里面，哥哥贪玩而妹妹喜欢学习，那么有人说哥哥品性不如妹妹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使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比一个放牛娃更喜欢学习，说教授的孩子比放牛娃更加品性优良的观点就显得颇为滑稽了。对于教授的孩子来说，与其说读书是一种品性的坚持，不如说是最自然轻松的选择。而对于放牛娃来说，出于资源与意识的空白，选择读书反倒是是极不自然的。就品性来说，读书可能与放牛时开小差斗蛐蛐类似，都可以被归入“不务正业”之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脱离了社会背景与资源条件的约束，用一个人的举止作为来评判其品性道德是很难做到公正的。在这里不同的社会分工在读书这件事上系统性（institutional）地歧视了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而当今社会的不公正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歧视的系统性。他们让歧视者可以隐藏在看似公平的法律与标准背后，继续享受从其他群体那里占用来的超额权利。

再者，如果论断针对的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个个人，那么犯错的概率就更大了。事实上，大多数的歧视观点都属于隐含的因果判断。比如有人声称“女性不适合做理工科”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意思是“在现有社会条件下，考虑到家庭、文化、舆论影响，从事理工类工作的女性比例比较低”；毫无疑问，其观点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将是 “如果一个人是女性，那么她在理工科上的潜力就更差”这样一个因果判断。而稍微有一些科学素养的人就应该知道，一个能说明因果关系的随机对照实验需要何等精心的设计，更不用说像辛普森悖论这种常见的统计陷阱对于武断而随意的结论来说有多么危险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在不同阶段民权运动主题的一个显著区别：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要求人们在法律上做到不歧视，并且面对相同的成就能够给予公允的肯定。而九十年代以后的民权运动则在此基础上将关注点聚焦到了更为本质的系统性问题上：即非歧视原则不仅要体现在法律上，也要体现在对固有思维定式的反思与检视上。例如在谈论黑人或白人群体的犯罪率时，人们所能得到的任何结果都将基于对人口简单粗暴的种族二分，而阶级、教育资源等更可能具有因果意义的条件则被系统性地忽略在外了。因此，在评判不同群体的品性成就时，不仅要考虑到最终的结果，更要将其形成品性、达成成就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可能天差地别的环境与挑战纳入考量范围。就像是当一些城里人批评农民工不爱卫生素质低下的时候，他们可能意识不到，农民工可能并不能像自己去办公室拿纸巾或者去干洗店洗衣服那样，以极低的相对成本达到城市文明的种种要求。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文明与进步是理想的目标，而不是嘲讽与傲慢的资本。毕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品性低下是因为恶劣环境的扭曲，而不是灵魂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