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anuary 2022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9)

14. 为什么你们不用“女性主义”?听上去比“女权主义”更令人接受。

“Feminism”在中文语境下有时候会被翻译为“女性主义”,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女性主义”听上去更温和些,因而更容易被接受。但是也有些Feminist会坚持使用“女权主义”,她们认为自己争取的是女性尚未被平等地给予的权力(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平等就业权等等)。重点就在“女权”上,而强调“女性”特质模糊了斗争的焦点。更不用说突出“女性”和“男性”的差异,可能会激起一些厌恶本质主义的人的反感,毕竟改变对所有性别的刻板印象是很多Feminist的诉求之一。

“女权主义”在国内外都面临着被妖魔化的困境,常常被贴上“愤怒”、“要求特权”等标签。虽然大环境中舆论波涛汹涌,但是费力解释试图把自己和那些”糟糕“的“女权”区分开来,反而是在进一步污名化“女权”这个词。任何词(诸如“共产主义”、“人权”和“民主”)都有可能被以污名化的方式解读或者联想,难道我们一定要让提倡这些观点的人再发明创造出一些同义词么?就算发明出了新的词,固有的偏见就能立刻烟消云散吗?笔者认为用“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没有太多意义。Feminist愿意称自己支持的是女权、女性、平权主义或者任何其他主义都可以,她们的具体行动和主张才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15. 女性权益已经被现有法律保护了。支持女权或者平权还有意义吗

首先,法律是最低的底线。在包括女性权益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我们时常仍然需要道德与舆论的监督和约束。支持女权、为弱势群体发声等不仅不与法制社会相冲突,反而是法律约束的良好补充。其次,歧视性法律被废除不代表系统性的歧视就不会存在。比如虽然法律上有明确规范,但是女性在工作场所遭受性歧视和性骚扰的问题仍然非常普遍。英国招聘和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瀚纳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凭借一模一样的简历,男性名比女性名获得面试的概率高14%(看简历的人都是一年雇佣超过20人的HR)[1] 。在美国,81% 的女性(和 43% 的男性)报告说在他们的一生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或性侵犯 [2]。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无法简单地依靠立法一蹴而就,对此女权运动可以提供更清晰的社会意识。其次,法律能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来说,许多法律更是不可避免的会“一出台就落后”。女权运动也可以为法律的不断完善提供帮助。

2021年底,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对”歧视妇女”具体含义进行规定。其中包括明确列举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比如不允许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禁止以限制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等等。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下列方式实施性骚扰:具有性含义、性暗示的言语表达;不适当、不必要的肢体行为;展示或者传播具有明显性意味的图像、文字、信息、语音、视频等;暗示发展私密关系或者发生性关系将获得某种利益等 [3] 。

这些内容的具体化是令人欣慰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法律层面上,女性权益问题近年来一直是进步的。但是这就代表社会舆论与公众思潮会立刻拥护法案的精神吗?为什么提倡白纸黑字写进法律的“禁止性骚扰”的“MeToo”运动都会被阴阳怪气地反对?直到2021年,“雇主不能限制婚姻、生育”才被明确地定义为违法(何况这种法规无法脱离其他配套措施被很好地执行),这些都说明在立法之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整个社会去努力。最后,这些权益之所以能被写进修订法案,也离不开许许多多关注女性权益、支持平权的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将女权运动看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助手与补充。

[1] SAME CV, DIFFERENT GENDER. SAME RESULTS? https://social.hays.com/2014/10/07/cv-different-gender-results/

[2] Kearl, H. (2018). The facts behind the #metoo movement: A national study on sexual harassment and assault. Stop Street Harassment.

[3] 保护好“她” 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修改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3530883d59d44cd0a29aeb1f2be3fcb6.shtml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8)

13. 为什么我觉得周围的女性就是普遍更情绪化,男性则更加理智

这种朴素的直觉归纳其实犯了两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其一是用过小的样本试图得出过于普适的结论——大部分人生活中比较了解的人的数量不会超过150人(即所谓的“邓巴数”),这样的样本数量在统计上实在过小,因而难以支持普适结论;另一个是本质主义谬误,即将一个复杂现象(比如人的行为)简单的归因为某一个参与主体具有的本质的、恒定不变的性质——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拳击手日常的情绪起伏远远超过某个护士,我们很难说拳击手的情绪化与他本人性格的关系更大还是与他从事职业的关系更大,我们必须先想清楚所谓的“情绪化”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变现出来的。

事实上,如果使用这种直觉归纳的逻辑,我们很容易得到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把暴力犯罪简单地归因为犯罪者的“情绪化”状态的话,那许多数据便似乎会让我们得出“男性更情绪化且不理智,而且对社会的危害还很大”的结论:毕竟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报告,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凶杀犯罪率为平均每十万人当中有将近10人,比女性犯罪率高出近四倍 [1]。脱离开这种本质主义谬误,如果我们用更常见的语境将所谓“女性情绪化”的刻板印象看作是指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书、影视作品感动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思考这些现象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男性就不能被鼓励更真实地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又是为什么“情绪化”这个时常具有贬义的词会被习惯性地用在女生身上,而“理智”会习惯性地被与男性相关联呢?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典型的厌女大环境下的产物么?

有研究表明,仅仅是提醒人们各自身份所对应的刻板印象 (即使事实未必如此)都会影响他们的水平发挥。比如当社会中普遍刻板印象是“女性数理逻辑能力更弱”时,在数学测验前只要提醒实验组中女性的“女性的身份”,实验组就会比对照组测验得分低 [2]。类似的心理暗示结果也在各类种族刻板印象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什么在涉及诸如体力、身体激素问题上我们相信男女有别(或者说相信科学),但是女权主义者仍然不鼓励将任何男女差异都简单地归因于“天性”。尤其是对于涉及智力、品质、性格的总结,我们更需要十分谨慎。就算一个集体总是展现出某种品质,它也可能不是“因”,而可能是某种社会建构下的“果”。另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一个群体中个体差异往往大于和另一个群体中的平均水平:就比如一个城市里长大拥有更多学习资源和愿望的女孩,确实更可能比一个农村男童做同一份小学数学试卷得分更高;又比如虽然我们承认男女体能的差别,但是一个女专业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还是远比每天都泡在健身房一小时的男性强。但凡对自己的“识人之智”有一些信心的人就不会简单依靠某几个身份的刻板印象来评判他人。总之,只要实事求是,我们能在承认男女有别的前提下,自洽地反对“认为一群人就应该有某个特点”的本质主义。

#男女差异

[1] 联合国最新研究报告凸显全球凶杀问题日趋严峻https://news.un.org/zh/audio/2014/04/304912

[2] Shih M, Pittinsky TL, Ambady N.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9;10(1):80-83. doi:10.1111/1467-9280.00111

关于“刻板印象”的相关书籍推荐:Whistling Vivaldi: How Stereotypes Affect Us and What We Can Do by Claude Steele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7)

12. “我的钱都是老婆在管。这很支持女权吧?“

毋庸置疑,女性在家庭中掌握一定的经济权力是女权进步的关键一环。然而被许多人忽视的是,家庭经济权力包含有收入规划、金融决策、产权占有、消费决策等等,而不仅仅是为吃穿用度、迎来送往等等日常项目计划开支这种狭义的“管钱”。如果所谓的”管钱“仅仅停留在了消费决策的层面,甚至这些消费决策的”绩效“还要每天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审计“评判的话,那么这种形式的“管钱”与其说是一项权力,倒不如说是一份义务,一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做得好没功劳,做得差有过错“的家庭义务。柴米油盐的采购,孩子、老人的支出规划,以及对账、报税等等常见的“管钱”项目不仅需要耗费时间与精力,而且往往难以提高个人对关键经济决策(诸如工作规划、投资/债务决策等)的参与度。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管钱”并不能被当作提高妇女经济地位的终点。对于另一方来说,当一个甩手掌柜,日常用度完全交给伴侣去操心也不是一件十分值得炫耀的事,甚至有时会有推卸家庭责任之嫌。归根结底,女性经济权力的提升需要体现在之前提到的职业规划、金融决策、产权占有等方方面面。

也有一些丈夫认为女权运动会迫使自己上交“财权”,因而对此颇为抵触。我认为这样想的男性可能有些过度焦虑了,毕竟“妻子管钱”从来不是女权运动核心的主张,而钱谁来管、家务谁来做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夫妻间通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女权主义者一般主张夫妻双方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通过平等的协商(而非某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传统)来解决这些问题。男性只要不抱着“男人讲道理天生比女人弱”之类的刻板偏见的话,就应当有自信即使不依靠所谓“传统”也能在平等协商中取得对自己公平的安排。如果实在无法在任何伴侣那里争取到让自己满意的安排的话,或许也可以考虑,是否现代婚姻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模式,毕竟当今世界上除了婚姻还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是努力的方向。

真正在家庭中“支持女权”的表现可以包括:充分尊重女性在生活中的情绪和想法,尊重其在职场上的发展与选择,尊重女性的生育意愿,尊重伴侣的穿着打扮,主动计划并且承担与女性同等的家务、育儿工作等等。狭义上的“管钱”只是某一种具体的家庭分工,支持“女权”的维度可以非常广阔。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6)

11. 因为MeToo运动,很多男性怕被告性骚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同事相处了,什么玩笑都不敢开。为什么要支持Metoo运动?

MeToo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个hashtag(标签),被用来呼吁对性侵犯与性骚扰的关注。作为一场运动,“MeToo”鼓励女性说出自己在职场中经历的性骚扰事件,以求减少职场中以不对等权力为背景的性侵害。这个运动的诉求并不过分,除了强调严惩触碰道德法律底线的(以性关系作为对下属工作提供正向反馈的)“交换条件” 和性侵犯,MeToo运动的支持者也呼吁对工作环境里的“性骚扰”应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比如不要在员工面前谈论自己的性生活、开性玩笑、发送性暗示短信或电子邮件,以及不要发生不必要的肢体接触等等。

一些观点称MeToo运动是新一轮变本加厉的“政治正确”,是对个人自由的钳制。对此我们需要提醒的是,任何工作场合本来就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保障职业合作的顺畅,而MeToo运动仅仅是在完善这套制度。换句话说,MeToo运动的诉求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为了让工作中相互合作的人都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与融洽的交流氛围,这些关于工作环境的约定就如同工业生产线上的安全规章一样重要。一些冒犯性的黄色玩笑在此背景下被认为不再妥当,并不是因为MeToo运动一时兴起或者“政治正确”又在做新的表面文章,而是因为在女性日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者的背景下,不合理的职场文化必然需要改变。

我们呼吁大家看问题能抱着追根溯源的态度:真的是因为MeToo运动导致男同事和女同事相处时需要惴惴小心的吗? 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是那些性骚扰女性的男性让女性忍无可忍,不再愿意默许职场性骚扰,开启了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一个男性对现在的职场氛围不满意,那他最先需要问责的应该是破坏工作环境的人,而不是试图去改善已经乌烟瘴气的环境的人。毕竟MeToo不是为了男女对立或者把男性都妖魔化的猎巫运动(事实上也很少有人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解雇),而是希望把职场环境变得对女性更友好,令男女都能在一个更加平等愉快的环境下工作,推动社会的进步。(性骚扰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但是也可以是男性。这里我们对任何性骚扰行为进行谴责。)

对于怕这场火烧到自己而反对MeToo运动的一些男性,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你们和这些“被”MeToo的男性可能没有太多共性。前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因其在工作场所性骚扰至少11名女性引咎辞职;电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利用职务之便性骚扰、性侵女星情节恶劣到愿意指证他的就多达90名女性。这些男性利用自己在职场中的权力不仅侵犯了很多女性,也破坏了职场中公平的晋升机制。同为权力滥用的受害者,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有些男性会反对可以帮助自己职业发展的运动。一个男性如果仅是因为不能再开一些玩笑,就去反对一场为自己、为自己周围的女性维权的活动,实在是不够明智。

也可能有人出于对女性职场前途的担心对MeToo运动持保留态度,这种善意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有女性表示因为MeToo运动,自己更难在职场上找到能够指点迷津的导师(mentor)。如果男性对于和女下属的所有接触都充满顾忌,或者男教师认为指导男学生更加自在,那么女性在学校、职场中的劣势便可能会被放大。但是这些并不是MeToo运动的错,反而我们更需要意识到,只要有权力的不对等,弱势群体总是需要承受更多的负面影响。哪怕仅仅是反对性别暴力、呼吁大家反思大环境中不合理的行为,都能直接或者间接给掌握权力不足的人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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