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网友说的那样，今天的微信朋友圈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举行了一场庄严而悲痛的“国葬”。然而缅怀之余，我却不禁想起以往那些被朋友圈舆论场捧起来又在几天之后忽而扬弃的人与事，以及更多的那些让我感动或是愤慨，却从未被朋友圈提到过的种种现实。诚然，朋友圈本来也不是什么严肃的论坛，在朋友圈宣泄情绪从来都无可厚非。但我总想，我们似乎可以意识到，朋友圈里的喧嚣往往真的也就只是我们在宣泄情绪而已。许多问题就如同被偶然发现忘记缝补的破衣服一般，只配被拿出衣橱咒骂一番，便又被塞了回去等着家里管事的人来操心了。所以，如果我们对待自己的情绪足够认真的话，我们或许需要多动一些脑筋、让我们的思想不止停留在向社交网络倾泻情绪的水平上。

首先，如果有足够的诚意的话，我们讨论的问题可以更加具体一些。比如，朋友圈里有不少人把问题抽象概括为“权力”与“善良”的对立，亦或“利益”与“生命”的权衡。我做出这种二分论断的人可以停下来扪心自问一番，假设我们废止所有公共权力，放弃所有政府主导的物资掉配、生产安排、隔离措施，仅仅依靠人们的“善良”互相保全，这场疫情是否真的会更快好转？又比如，许多人在朋友圈中大喊一声“体制问题”便怏怏而去。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对持相同观点的人来说毫无信息量，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来说又全无说服力，因而对改善现状几乎不会有什么作用。如果你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话，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例如，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问题是：武汉当地政府卫生通报机制不健全，对舆论的管控严而失度。对这个问题所对应的改革方向，我们有相当程度的信心，然而落实到具体细节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是听见一声号响便向相反的方向无限度地冲过去么？事实上，受到国内舆论影响与政治风向的推动，最近一周内很多地方政府出现了另一个方向的错误，开始从不作为转变成乱作为：即以防疫为理由，可以牺牲其他任何人或组织的权益，可以不经讨论地压过任何其他价值。小到河南村庄主动断路，大到安徽整个省封禁高速，与当地疫情的风险不成比例的是各地政府搞的花样百出的政治运动式防疫。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严禁企业复工，甚至拘留恢复生产的企业负责人。而事实证明，有些“错”施已经使得防护服等防疫急需的物资更加匮乏，一些低风险村镇的正常生产生活无以为继。那些因为断路未能到城市就医或者因为停工停资放弃治疗进而死于其他常见疾病的人甚至不会出现在任何报纸的边角或者任何朋友圈里流传的统计数字中。

对于政府的言论管制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次武汉疫情的爆发说明了当地政府的言论管制过度会提升疫情扩散的风险。然而如果走到无限放任的极端，我们也能想到一些显而易见的代价，比如谣言导致的物资哄抢（类似日本核泄漏事件导致的“抢碘盐”）以及偏方误用。因此，如果我们从客观结果上来看的话，言论管制是个技术问题。现有技术无法有效的分拣谣言的话，野蛮粗暴的言论管制就必然会伤及无辜。如果一个社会中谣言甚嚣尘上，客观来说，社会利益的均衡点就必然会伴随着言论管制，无论管制出自政府还是脸书。因此，如果我们想让言论管制（具体到这次事件，就是李医生因为散布“谣言”被训诫）变得吃力不讨好，政府官员即使出于自私的考虑也不想去做，我们可以主动地建设一个谣言稀少而管制多余的环境，否则不论是写入法律文件还是成为会议精神，和客观现实有巨大冲突的制度一定会被实际操作的人破坏得徒有形式。举个夸张的极端例子，如果事实证明微信朋友圈里的平均发言水平和钟南山的判断一样可靠，我想至少在判断疫情程度这样的事情上，政府就不会被专家组一开始的错误意见耽误太久，更不会愿意为了言论管制而多费心机。反之，如果我们对全国网友朋友圈的平均水平嗤之以鼻的话（如果对“全国平均水平”没有概念的话可以参考自己的各种“家人群”），我们也不能奢望政府会去认真聆听朋友圈里的声音。至于目前的客观条件下何种程度的言论管制对客观的社会影响来说较为妥当，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严肃的社会学问题。作为门外汉，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浅显的建议：首先，与绝对的言论自由所依赖的“言论无害”假设不同（很明显，行为可以是有害的，所以从来没有多少人主张过“行为自由”），真实世界的言论可以造成巨大的危害。在中国，这可以是文革时期开始流行的“鸡血疗法”：受到当时“谁反对打鸡血谁就是脱离群众”的政治意识推动（这或许会让一些因为这次事件而在朋友圈里高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人感到尴尬），“打鸡血”在上个世纪杀人无数。而在这个年代，美国盛行的谣言“疫苗导致新生儿自闭症“不仅导致美国每年5-9万的成年人死于可以被疫苗防疫的疾病，也开始被进口到了中国继续害人性命（虽然影响尚未有人统计）。因此，如果讲求逻辑的话，我们便不能只求结果而不问前提。而如何才能使得“言论无害”的假设更接近真实情况呢？其实，我们经常吐槽朋友圈里的假新闻、伪科学，而当我们看到那些谣言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做到静下心来追根溯源，愿意以事实证据向大家戳穿伪科学与谎言，我们就在为言论自由做着重要贡献。以我以及身边朋友的经验看来，绝大多数的科普与辟谣并不存在被查水表的风险，因此，对那些因为李医生被拘留事件就认为“从此不敢说真话”的人，我实在难以有什么尊重。用鲁迅的话来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外，在另一方面，政府如果用辟谣为理由进行言论管制的话，就必须履行完整的社会契约，做到公开、透明，公示被审查的信息原文与辟谣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承担政府发出的错误信息的责任；如果用制止恐慌为理由进行言论管制，就要在事后及时做调查研究说明临时措施的必要性，并向公众解释恐慌、哄抢的危害性，并承担任何错误措施的责任。在言论管制还存在一定合理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全力争取的是其制度化与透明化，并以科学的、可被客观检验的方式评价其价值与危害。从原本意义上来说，这次疫情确实暴露出来了许多制度问题，因此，我们便不仅要想着怎么批判、毁掉旧制度，更要思考如何建设、引入新制度。而对旧体制抽象的、绝对的否定以及政治运动式的改革对于构建更好的新制度并没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向另一个方向的盲动会驱使政治的钟摆远离理想的平衡点大幅摆动，而被钟摆所碾碎的大多数也是无辜的普通的民众。许多在朋友圈里大呼人民生活在地狱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地狱从来是没有底的，我们以为的十八层地狱下面还有另外十八层。

另外还有一点虽不切题但仍然想要提醒大家：一个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和事件本身对我们直接观感的冲击或者故事的戏剧性程度经常不成比例。就以这次疫情为例，不即时停工停产导致的疫情传播在朋友圈中受到了聚光灯般的关注，但是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停产所导致的防疫物资的短缺所造成的影响却鲜有报道。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上班导致传染疾病的逻辑链条短因而我们容易注意到，而纺织厂与化工厂停工以及物流缓慢导致口罩供不应求进而导致更多感染事件的逻辑链条长而难以被重视。然而对于环环相扣的现代社会来说，两个逻辑链条的存在都是同样真实的。不仅如此，停工虽然能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但是被经济停摆所加剧的贫穷问题客观上也会数以万计地杀人。生活在一个医保覆盖率达到95%以上的国家中，我们应该意识到GDP与政府财政收入对我们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些冰冷的数字，它们直接决定了我们可以拿出多少钱投入医保治病救人。停工停产不仅在微观上会导致有人手头紧张而降低子女的营养标准、耽误各种常见病诊治，而且在宏观上，GPD与财政收入下降导致的医保投入减少更是杀人于无形（这里我们不对具体的停工、断路等防疫措施是否正确下结论，但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人们需要在有彼此有冲突的价值之间找到相对合适的平衡点）。而事实上，每年世界上大多数人去世的原因都是更多的社会资源就可以避免的困境，比如一些我们觉得太过寻常而不屑一顾的疾病（比如痢疾、新生儿肺炎、疟疾等等）。这场疫情中的死亡对于我们的冲击格外强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病毒杀人不分贫富贵贱，因而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我们可以切身地感受到它对于生命的威胁。然而很遗憾的一点是，对于那些早已存在且每年还在持续杀人的问题（比如贫穷，比如愚昧）却没有得到成比例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