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看到一个调查说，不少女性不愿意关注“女权“相关议题，是因为一些”女权“反复强调女性被压迫的现实，这并不能给她们带来能量。

我问周围的朋友会不会也这么想，她们给出的回答很让人“满意”，她们都觉得关注女权给她们带来了力量。我知道这里肯定是有幸存者偏差的。不愿提醒自己是“受害者”是一些女性真实的感受，不应该被忽略。问题不在她们女不女权，而是“女权主义者”可以想想：女权理论是否和现实有很大的脱节？以及怎么样的女权才能给女性赋能？

这里先试图聊聊我对一些疑虑的简单思考。

有人会问：“有些时候女权思想仿佛是在荼毒女性，难道这不是在割裂他们和自己周围的男性吗？“

我觉得女权运动至少是在鼓励人们去思考结构上的不合理，不可避免地会需要挑战周围环境的条条框框，女性和自己的父辈、伴侣或者是朋友产生观点上的分歧在所难免。而观点不同绝不意味着割裂，主要还取决于面对分歧的心态和沟通方式。

最受影响的，大概是这一类女性：她们对周围的亲戚、朋友的一些观点、态度本来就不满意。同时，这些身边的人也正好缺乏边界感，喜欢指指点点、好为人师。而这位女性，因为客观因素，也没有办法换个环境，去新城市工作、结交新朋友等等。

这种遗憾的背景情况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很不理想的情况了——也就是说这位女性客观上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她本就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的自由。这种时候怪“女权”，就有自欺欺人之嫌——“得了病啊，都怪你去看医生。要是不去看，你现在心情就没有这么差了。“

还有些人会问：“对于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人来说，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系统性地压迫，会不会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的烦恼、更加的抑郁？当一个“傻白甜”不是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如果我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满意，我大概也不会因为突然接受了某种想法就立刻觉得生活其实很困苦。更可能的情况是，我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了，然后听了某种理论或者是解释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这个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一个非常相关的例子是，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在成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的迷思》(Feminine Mystique) 里提出美国社会里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家庭主妇虽然“岁月静好”，但是总有一种莫名的不满与烦躁。她们的烦恼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也就是Friedan在书中提到的“a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并没有给这些家庭主妇加深痛苦，反而给她们这个问题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在最近我看的一本书《职业倦怠》（Burnout）里，作者Emily and Amelia Nagoski的论点也不谋而合：在玩一个本来就对你不公平的游戏时，你总是输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你是一个好胜心强的人，那多半会很苦恼。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游戏本就是不公平的，那至少心态会轻松一点，至少你知道不是我水平不行，不再迷茫、自我怀疑以后，才有精力去改变现状。

还有人会觉得，“对于一些难跳脱自己的阶级选择不多的女性，可能ayawawa那套“女奴”思想是可以让她们物质上“受益”的。”

我极其反感ayawawa那套女奴思想——丈夫不愿意回家，是因为我不够体贴；丈夫花心，是因为我不够漂亮、温柔、贤惠。很明显，这种思路有的时候是见效的，能“挽回婚姻”、避免男人抛弃“糟糠之妻”。这也是为什么ayawawa这种被各种嫌弃、甚至被官媒点名批判的人，还能有不小的受众以及非常忠实拥护她的粉丝。

但是，接受这种自我洗脑的女性真的变开心，过得更好了吗？想象在一个奴隶制社会，一名奴隶不开心，但是总也不太清楚哪里不爽。你告诉他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服侍好主人：你如果特别体贴，那主人也会对你好。可能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运气好，摊上了一个良心未泯的主人，但是这大概是极少数。更多人会越来越纠结，他们更努力，却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反而心里会更加不平衡。

女权主义显然是不是说让所有人能立刻获得幸福的灵丹妙药，但是如果你的另一个选择是ayawawa式的自我洗脑，内化父权社会逻辑，把错误都揽到自己的头上，那大概率会让陷入更大的苦恼。毕竟如果真的有结构性的矛盾在里面的话，你自己再多努力都是收效甚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