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网友说的那样，今天的微信朋友圈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举行了一场庄严而悲痛的“国葬”。然而缅怀之余，我却不禁想起以往那些被朋友圈舆论场捧起来又在几天之后忽而扬弃的人与事，以及更多的那些让我感动或是愤慨，却从未被朋友圈提到过的种种现实。诚然，朋友圈本来也不是什么严肃的论坛，在朋友圈宣泄情绪从来都无可厚非。但我总想，我们似乎可以意识到，朋友圈里的喧嚣往往真的也就只是我们在宣泄情绪而已。许多问题就如同被偶然发现忘记缝补的破衣服一般，只配被拿出衣橱咒骂一番，便又被塞了回去等着家里管事的人来操心了。所以，如果我们对待自己的情绪足够认真的话，我们或许需要多动一些脑筋、让我们的思想不止停留在向社交网络倾泻情绪的水平上。

首先，如果有足够的诚意的话，我们讨论的问题可以更加具体一些。比如，朋友圈里有不少人把问题抽象概括为“权力”与“善良”的对立，亦或“利益”与“生命”的权衡。我做出这种二分论断的人可以停下来扪心自问一番，假设我们废止所有公共权力，放弃所有政府主导的物资掉配、生产安排、隔离措施，仅仅依靠人们的“善良”互相保全，这场疫情是否真的会更快好转？又比如，许多人在朋友圈中大喊一声“体制问题”便怏怏而去。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对持相同观点的人来说毫无信息量，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来说又全无说服力，因而对改善现状几乎不会有什么作用。如果你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话，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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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多人所熟知的“春蕾计划”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个有30年历史，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成立旨在帮助失学女童返学的专项慈善机构竟被爆出在最近一批资助名单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捐者是男生，甚至有一些是20岁以上的男性。然而实际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表明，时至今日，7至11岁女童平均入学率相对同龄男童平均入学率仍然在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而降低。这不仅引发了许多人对于失学女童现状的担忧，也更让人们怀疑“春蕾计划”作为专项慈善机构保证基本的透明度与专款专用的能力。无论一个地区是否有需要帮助的男童，“春蕾计划”混乱不堪的做法至少违背了捐助者的本意。针对某一个群体的捐款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被捐助者本身面临了特殊的困境。让大家气愤的并不是“失学男童不需要被捐款”，而是专门为女童募捐的款项被大量挪用到男童，甚至大龄男生的身上了，而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其它性质更恶劣的挪用情况的合理疑虑。

改变一些地区与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任重而道远。因此，一些了解比较靠谱的捐助途径的人们应该尽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毕竟我最怕看到的就是更多人对爱心捐助的抵触或者质疑。在此为大家推荐一个自己的家人一直在参与的捐助方式：

感恩中国
http://www.owe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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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中国这种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并拥有“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理想的国家来说，列宁式的政党对于政治光谱上的“左”与“右”的概念也有一些显著的改变。首先，列宁式的政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并因此在原则上不坚持任何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它们认为自己的责任首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至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则应该交给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然而然地产生、变化。其次，与二十世纪初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依靠松散自由的基层自发组织的观点不同，列宁主义者相信一个“先锋队”（vanguard group）式高组织度政党对于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并试图永远担任那个“先锋队”的角色。对他们来说，自己是“左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始终站在所在社会的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政治光谱的左端，即使这有可能并非所有被设想过的政治理论中的左翼，甚至不是当时发达经济体所允许的政治光谱的左翼——对半工业化半农奴制的俄罗斯来说，这个“左端”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对半佃农经济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这个“左端”被认为是民族独立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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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与“右”可能是现代政治话语中最常被随意引用却又往往语焉不详的词汇了。保守主义者常常对这个分类嗤之以鼻，而进步主义者却又为其定义而争论不休。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经历过二十世纪的革命风暴与铁幕分割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重新聚首以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口中的“左派”与“右派”似乎成了无法对应翻译的迥异词汇，甚至许多人有了“中国的左派其实应该算右派”或者“白左非左”之类的看法。那么“左”与“右”到底被赋予过怎样的含义，又是否在中国与西方拥有截然相反的意味呢？

其实和许多有较长历史的政治词语一样，“左”与“右”的含义既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层累叠加，又由于空间的分隔而变异漂移。因此，反而是其早期定义更为简明清晰。事实上，现代政治中的左右光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雏形的：主张激进变革的议员聚集于议会的左侧，而主张维护当下秩序的议员则避其锋芒于议会的右侧。所以在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中，初具雏形的“左右”之分其实非常简单而直观。不仅如此，从1789年革命伊始到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的历次重要会议中，政治分野的主题基本也只有一个，即要不要进行市民阶级革命、以及要进行多彻底的革命[1]？然而不论是国民立法会议、国民公会、还是王政复辟时的会议，会堂总还是有两翼的，因此“左”与“右”也只是相对概念。比如在国民立法议会上因为敌视国王推崇革命而居于左席的吉伦特派，在不到一年后的国民公会上则由于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以及厌恶血腥运动挪到了右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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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笔者偶然看到一个比较良心的科普公众号里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条颇有“震惊体”风味的标题：“女生喜欢买买买的基因，原来是老祖宗给的。”文章内容大概是说女性从远古的时候就从事采集工作（对应男性从事打猎活动），所以当代女性喜爱购物也全要拜她们老祖宗摘果子收种子的遗传基因所赐。回想起来，类似的论点笔者其实见过不少，比如男性更喜欢蓝色而女性更喜欢红色是因为男性老祖宗打猎整天看着天（认真的么？）而女性老祖宗整天挑红色的水果摘之类的。其实这些文章往往也并非全然胡编乱造的传闻，它们大概都有一些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作为依据。比如这篇“女生买买买”的文章大概就出自这样一篇心理学期刊（Kruger & Byker, 2009）。只消公众号编辑来一波《走近科学》式的操作，便可以将原本文章结论章节里试探性的猜想打造成如假包换的科学结论。然而遗传基因与进化论真的是解释所有人类行为的万金油么？这些期刊上的猜想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站得住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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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历过九十年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狂欢的西方精英来说，最近几年的世界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存在危机。如果说世纪初的反恐战争还可以被当作是历史终结之后世界边缘一些令人不悦的尾声，如今的右翼回潮与民粹崛起无疑已经成为了充斥主流媒体与社交网络的主旋律。一方面，自由主义精英们不得不烦躁地再次面对国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等等“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并满含愤恨地批判各个民粹领袖私人道德的堕落与智识的缺陷；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叛军们则宣称自己在为了夺回西方文明的光辉时代与真正的民族自由而奋斗。然而在这些似乎无休无止的争论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曾认真讨论过欧洲中心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对于其高峰期中西方社会的意义。事实上，西方保守主义传统思潮在最近两百年中的兴衰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变迁的高度关联性表明，其本质既非私人道德的堕落也非个体精神的升华。与金融资本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信条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保守主义信条就其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与社会意义来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言论与思想，而是一套可以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相提并论的普世信仰体系与社会组织架构。如果放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内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斗争的大背景之下来看，我们今日所见的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扑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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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看了很多集《轻松熊与小薰》（Rilakkuma and Kaoru），可能是欣赏布偶动画的风格和温馨的家居设计，可能是喜欢小熏独立坚强也偶尔冲动可爱的性格，更可能就是最近只想做一只无忧无虑的轻松熊。不过，在看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小小的科学错误，就想顺便科普一下。当轻松熊它们看到彩虹的时候，彩虹出现在了太阳的同一侧，然而生活中并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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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销路很好的观点，我们暂且称之为“理性歧视主义”。兜售这种观点的人宣称，传统意义上的歧视之所以值得被唾弃是因为其动因不理性。比如白人至上主义者所自认的先天优越性之所以可鄙完全在于缺乏“客观依据”；而一旦有了统计数据作为确凿的证词，在观念或舆论上为一个群体定罪也就并无不妥了。例如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讨厌黑人并不是出于对深色皮肤有什么宗教上或者文化上先入为主的偏见，而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新闻里所观察到的黑人群体往往“品性低劣”，“经济失败”，“暴力问题丛生”。这些人甚至可以援引亲身经历或者统计数据，并以此觉得自己观点客观，理由充足，因此断不能被纳入种族歧视之列。然而某个群体统计意义上的“品性高低”真的足以作为我们给这个群体定罪的证据吗？ Continue reading →

生物学里有一句老生常谈，叫做“离开了演化论的视角，生物学中就没有什么合理的事情了”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的确，早在1968年人类发现演化论的遗传学物质机制之前，当科学家们借由远航船的风帆第一次将目光投向远离什罗普郡与迦南的辽远天地，顺着化石的引导第一次将思绪延往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点之前便存在的浩浩洪荒，那些千奇百怪的生命形态就开始用他们的存在嘲讽被众人供奉在经典里的伊甸园小故事。现在想来，人兽二分的“天理”，不过是可笑的傲慢；而烹羊宰牛的快乐，与其说的雅威的教诲，不如说是欧亚大陆居民的幸运。曾几何时，多少人觉得将人视作一种动物便是要灭绝人性，正名杀戮。而如今，在演化论观点普及的地方，人类的神圣性确实被解构了，然而取代偏执的，不是麻木而是谦逊；取代禁忌的，不是混乱而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