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21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5)

10. 很多女性是不是太敏感了？在讨论女性遭到的暴力的时候， 只要提到学会保护自己，她们就会觉得是受害者有罪论。

如果说让受害者自己“注意一点”被当作是避免被性骚扰、性侵害的终极解决方案，那这自然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但是如果出于善意，在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比如某地的治安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善）向一些女性提出非道德化的防性侵建议，这种做法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引起他人的不满。然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有些建议倾向于将一些糟糕环境下的无奈之举道德化，似乎“不要打扮得太好看”、“不要穿着太暴露”等等成了女性的道德责任，这就十分不讲道理了。就如同我们可以建议消费者多留些心眼防范假冒伪劣产品，但不应该认为是不慎买了假奶粉的家长们道德败坏。此外，在不少语境中，提出“女孩不要穿得太暴露”之类建议的人往往对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闭口不谈，对施暴者犯下的罪行一笔带过，反而将关注的焦点完全放在受害者的行为上，仿佛此外的一切都是不能改变的“客观真理”。更不用说有的人甚至会用“怎么就盯上了你，没盯上别人”等说辞来进行荡妇羞辱，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这些做法就明显越过了“善意建议”的边界，颠倒了道德责任的黑白。

许多因为这类言论招致舆论声讨的人会习惯性地将一切批评归到所谓“政治正确”的头上。他们常常觉得现在“说句中立的话都需要小心翼翼”，各种批评意见都会侵犯自己的言论自由。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所谓“中立”态度是否合适？在舆论场里对立的观点都需要被“全面地”讨论有天然正当性吗？

例如最近王力宏被爆出与未成年人约会、婚内出轨、招妓约炮、精神虐待、不对等婚前协议、婚后转移财产等等。这个瓜吃起来角度可以很多，但是总有一些言论特别高调地声称“批判王力宏的人就是在搞男女对立”，连这样“求锤得锤”的故事也要强行说一切责任都是对半分的。这些人往往认为自己见解深刻，一定要在女方那里找出些可以进行道德批判的刁钻角度，仿佛这样才能凸显自己作为道德裁判的“中立立场”。他们选择的角度一般包括：李静蕾婚前有其他男性伴侣、能和王力宏结婚已经是高攀了、李这样对孩子的父亲很不体面；或者是李回复如此完美一定一开始就居心叵测，又或者娱乐圈男女明星都是如此故而李反应过度云云。

类似的言论一出，不能怪有些女性不愿意听，因为这些话“厌女”属性极强。这些角度在吹毛求疵中暗含了荡妇羞辱、对争取自己权益的女性的目的进行恶意揣测、或者默认女性必须适应各种圈子的潜规则。即使对于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形象（李完全放弃男方的经济补偿，仅要了孩子的抚养费），那些人如果不能直接说她拜金，那就说她婚前拜金呗。思路、证据清晰到没法质疑，那就质疑她的话为什么那么滴水不漏呗。仿佛和比自己更有经济地位的男性结婚的女性就有原罪。最后补上“肯定是钱没谈妥”的阴谋论，让道德败坏的行为听起来稀疏平常，并再次模糊事件焦点。说这样话的人还总觉得自己参透了什么大道理，觉得其他人都naive没见过世面。然而这些“厌女”言论很容易就能被戳穿，不加掩饰的“受害者有罪论”和“中立”也沾不上任何边。这些人总是觉得自己的论点仅仅是因为违反了“政治正确”才被舆论谴责，殊不知更多时候他们其实受到了自己深恶痛绝的“政治正确”的保护。毕竟类似言论如果被放在舆论放大镜的焦点上，社会性死亡的将不仅仅是王力宏，而会包括他们自己。

#政治正确 #受害者有罪论 #荡妇羞辱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4)

9. 很多女性都不支持女权，你们这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难道不是少数吗？

有相当一部分认为自己不支持女权的女性其实对女权有种种误解。在现在的舆论圈中，“女权”时常被贴上“极端”、“要求特权”、“压迫男人”等标签，更有人阴阳怪气地用“女拳”等词试图将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描述为充满攻击性的歇斯底里。一旦争取自己的权利被与“自私”、“脆弱”等污名化的形象画上了等号，又有多少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在社交场合里声明自己支持女权呢？然而稍微了解一下女权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就会发现，多数女权主义者关注的问题都围绕着生命健康权、生育/堕胎权、受教育权、平等就业权等等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1] 。对这些权利的争取在大部分国家都受到主流意见的支持与或多或少的官方认可，而绝非什么小众的极端“邪教”。

笔者听过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某人误以为女权主义者口中的“同工不同酬”指的是“同一个工作女性应该比男性获得更高的报酬“。这未免太冤枉人了吧！事实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20年美国女性比男性的平均收入低18%，意味着这一年里女性平均需要多工作42天才能和男性拥有同样的收入 [2]。所谓“同工不同酬”不过是对这一不平等现象的直白总结，却也时不时会被曲解误读。总而言之，舆论场对女权的污名化颇为严重。舆论对女权议题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个别吸引眼球的“暴论”上，而为谋求平权作出的实际行动或可行建议却在被边缘化，哪怕再合理的诉求也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妖魔化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听到一些自己不赞同的言论，就给女权主义者扣上各种帽子，将其全盘否定，正如同我们不能因为不同意某位大学生的一些看法就宣称高等教育都是在传播歪理邪说一样。

此外，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也并不算少。比如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引用的一个调查中，美国有60%的女性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权主义可以给予她们力量的女性更是多达70% [3]。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所谓的“极端女权者”的主张与原教旨男权社会固有的通行做法相比起来其实反而显得温和的多。比如一个典型的”极端“韩国女权口号“6B4T”无非也就是不和男性接触、反婚反育、帮助不婚女性、不化妆打扮等等。然而说到底，就算大部分人并不认同她们的全部主张与斗争方式，这些“极端”女性也只是选择了消极反抗，并没有主动伤害任何人，或者对男性的言行做出各种要求。相比之下，男权社会对女性在经济与文化上的限制与规训（例如”女性应多承担一些家庭责任“或者”女人应该温柔“的期待）反而是在直接粗暴地钳制妇女的社会与私人生活。因此，就具体行动看来，还真的很难说那些“极端女权者”与某些男权社会固有的规则相比哪个更极端。

最后，所有人的观点都受到家庭、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不仅每个人接纳不同观点的意愿不尽相同，每个人做出判断所能依据的信息也千差万别。存在一些女性不支持女权主义，并不说明女权主义努力的方向是错误的或者缺乏群众基础的。女权是试图对社会现状做出改变的运动。因此，即使仅仅出于对未知不确定性的恐惧，也会有人本能地想停留在现有的舒适圈中，只要他们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此外，人的社会性使我们为了在人群中寻找安全感与归属感而不时忽略自己的感受，放弃自己的观点，以便得到他人的认可与接纳。甚至可以说，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与社会认可的压力是男权社会（以及任何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支配人群、抑制变革的重要手段。然而如果所有人只要“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就反对变革的尝试，那么总有一天我们或我们的后代会发现，我们今天刻薄的怯懦是如何成为了通向更美好社会道路上的巨大壁障，就如同无数女性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或个人生活中发现的透明的天花板，并非绝然牢不可破，却又永远无人将其击碎。

[1] 维基百科-女性主义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6%80%A7%E4%B8%BB%E7%BE%A9

[2] Gender pay gap in U.S. held steady in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5/25/gender-pay-gap-facts/

[3] What Americans think about feminism toda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national/feminism-project/poll/

#污名化 #极端女权 #职场平权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3)

 

8. 凭什么男性需要给女性付“彩礼”？

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传统社会中，彩礼是支付给女方家族的，而并非出嫁的女性。事实上，彩礼的本质是两个家庭在传统婚姻中采取的经济安排的一部分，其原本的意义在于男方家族为占有婚姻中产生的所有后代而向女方家族支付的一次性补偿。既然纳彩礼的习俗是伴随着家族性的、非对称的传统婚姻而产生的，那么对彩礼的批判只有落到对传统婚姻的批判上才是有实际意义的。

在现代社会中，即使传统婚姻的实质正逐渐趋于消亡，但在某些地区，彩礼仍然由于种种经济与文化因素而得到了保留。一方面，由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所导致的堕女胎现象以及大规模女性人口迁移使得一些地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女方家庭在婚姻中寻求经济补偿；另一方面，这种习俗一旦形成，女方家庭便不得不为了家庭中单身男青年以后支付的彩礼预期而将女儿的婚姻作为稀缺“商品”出售。事实上，近些年的“天价彩礼”新闻也正是在这些女性就业机会欠缺，重男轻女思想顽固的地区最为常见。

即使离开那些原教旨父权社会，婚姻中所纳彩礼的多寡也常常被当成男方家庭对女方重视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进而关系到女方家庭的“脸面”。在此过程中，女方本身的意愿与二人婚姻的前途反而成了被相对忽视的问题。即将步入婚姻的女性在收彩礼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多好处：由于彩礼没谈拢而导致关系破裂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男方给了”经济补偿“，心态的不平衡也会激化一些婆媳、夫妻关系的矛盾，比如“我们都给你彩礼了，你为什么不能勤快一点（生个儿子）”。 另外需要再次强调的时候，彩礼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给女方，而是给女方家属的。所以说女性的彩礼不是她们拥有的“特权”，而是婚恋过程中的枷锁。

“彩礼”这件事儿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女性在婚姻文化中被物化的典型例子。毕竟非常直接地把自己和具体的数字联系起来，甚至被公开讨价还价，女方心里也常常不是滋味。令人欣慰的是，在大城市，彩礼的习俗一直在被弱化。当人们的教育、经济水平提高后，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彩礼作为一种经济安排，已经与婚姻的实际需求相脱节，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物化女性的本质也愈发清晰。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认为应当一刀切地禁止纳彩礼或者对要求彩礼的女性进行道德化的个人批判。正如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如果在某些社会中婚姻仍然意味着女方放弃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责任与权利，仍然标志着男方家庭对女方以及后代的占有，那么要求彩礼只能被看作是这种本质上非对称的社会关系重组当中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如同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不会批判工人索取工资一样。当农村地区出嫁与未出嫁的女儿普遍都不参与家产的分配时[1]，当婚姻中男方原生家庭被默认拥有对新组建家庭种种事务的权威时（小到在哪里过年，大到子女的教育），仅仅对收彩礼的行为作出批评，甚至对要求彩礼的女性进行道德审判，实在难以对于彻底改变“天价彩礼”等现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对于类似彩礼这种看似“女性压迫男性”的传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造成这种的约定俗成的经济与文化土壤，而非停留在现象本身，停留在对单个事件中的利益得失与道德水平进行批判。彩礼的受益者是女性还是女方家属？天价彩礼是女性在压迫男性，还是男权社会在一同压迫男性和女性？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从现象看本质的态度。

[1] 徐勇 邓大才（2018）中国农村调查（总第29卷·家户调查第1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性别优势 #彩礼 #传统婚姻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2)

6. 女性有很大的择偶权利。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女性都是向上选择，男性则不行。女性难道不是占便宜了吗？

如果一个社会中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更方便的职业上升通道，以及更少的在社会经济领域之外的责任（诸如家务与生育），那从社会经济的维度看来，自然会在统计上出现所谓“女性向上选择”的现象。这其实是社会经济层面上性别不平等的必然结果，而非平等条件下的额外特权，就如同不能因为资本家普遍向劳工支付工资就说劳工其实是在剥削资本家一样。具体来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庭的财产继承上的不平等。根据《中国农村调查》，农村地区出嫁与未出嫁的女儿普遍都不参与家产的分配 [1]。在非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家产只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导致男性仅依靠自己的性别就可以获得相对丰富的资源，这逼迫女性必须用其他方式去获得生产生活的资源，包括婚姻。从某种角度来说，正由于女性经济实力普遍相对较弱，其在择偶中所面临的实际限制反而往往更多：如果婚姻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取得社会经济地位的唯一道路，那么其因此在择偶过程中对对方人品、外貌、性格、学识等方面的要求便常常不得不有所牺牲，而这又怎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在“占便宜”呢？

另外，现代婚姻原则上是双方你情我愿，各取所需的事情。即使统计数据上男方的经济条件更加优越，我们也难以得出类似“男性吃亏”的结论。婚姻中两个人走到一起几乎必然是由于某些相互吸引的条件（除非有人用身份证号摇号相亲），这可以包括女性在乎男性财产所带来的“安全感”（这并不比被外貌或性格吸引更可耻），也可以包括男性在乎女性提供的情绪价值、或是钟爱的她的美貌与智慧。可能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是，为什么婚恋中女性“拜金”会被以道德化的方式羞辱呢？而当男性为追求权力而勾心斗角，为股市颜色而惴惴不安时，就往往不会收获“拜金”的标签呢？又是为什么，择偶中“拜金”的女性总是会受到道德化的批判，而耽于“美色”的男性则常常只会在“个人偏好”方面得到非道德化的评论，甚至被恭维为“风流倜傥”呢？

7. 为什么总是强调女性没有权力？权力还不是自己争取的？女性发明不了蒸汽机、计算机，那男性拥有更高的权力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历史上少有女性成为技术革新的领导者的事实与女性的品格能力或奋斗意愿之间无法建立起任何经得住考验的因果关系，倒是和女性教育与创新资源的欠缺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以美国为例，全美最顶尖的大学绝大多数是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才开始普遍招收女生。 而在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教条与“女博士”等当代刻板印象也让女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受到了很多阻碍。在试图解释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只关注现状而不关注背后的历史成因是不负责的表现。科学研究中的突破永远受到许多必然与偶然因素的影响，而绝不是小说演义式的个人传奇故事。试图根据“历史上鲜有女性革新思想与技术“而证明”女性天生水平不行“，就如同以瓦特为苏格兰人为由，没完没了地诘问“为什么法国人没能改良蒸汽机？为什么日耳曼人没能改良蒸汽机？”或者得出一些诸如“苏格兰人就是比其他民族更有智慧”的宏大谬论。

创新并不是凭空创造。如果我们去看对19-20世纪为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物理学家，多数并没有一些人想象中科学家的“清贫”形象，更多的时候他们有着优越的教育背景和宽裕的生活。我们知道创新或者创造出推动社会发展的技术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的。然而全世界的女性不仅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和男性一样拥有这些闲暇时光与工作环境。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年世界妇女：趋势和数据》报告：“妇女承担了大量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而这无疑限制了她们的创造潜力。全球女性平均每天花费在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上的时间是男性平均的三倍（约4.2小时）。在北非和西亚地区，这一差距甚至扩大到了7倍” [2]。 在中国，差距没有世界平均水平这么多，但是近年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的《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在2016年和1996年的调查中，女性比男性每天在家务上平均多花的时间都是52分钟。因为家务劳动总时间在减少，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比重在20年后居然还增加了 [3] 。平均而言女性在承担比男性更多的无偿家务，而这很多时候是家庭环境与社会文化塑造成的，并不是她们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的选择。

[1] 徐勇 邓大才（2018）中国农村调查（总第29卷·家户调查第1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2] 世界妇女报告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zh/news/statistics/women-report-2020.html

[3]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差异研究http://www.stats.gov.cn/tjzs/tjsj/tjcb/dysj/201811/t20181108_1632284.html

女权主义者经常被问的n个问题 (1)

1. 女性权利怎么没有得到保障？

女权人士普遍关注的女性权利包括生育/堕胎权、受教育权、薪资平等、不成为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的对象等等 [1] 。这里我们仅以女性身体上收到的伤害为例，说明女性在社会中仍然被系统性地歧视、伤害，保障女性权益仍然任重而道远。

A. 女性没有平等的出生权利：自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区间应为103到107（女婴100）。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曾在2005年的达到118.6，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出生人口性别现降至111.9 [2]。 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反映出社会中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堕女胎的事件仍然在频繁发生，这是性别歧视的直接体现。

B. 女性多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在拥有可靠数据的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曾经有过伴侣的）少女近期经历过亲密伴侣的暴力；在全球人口贩卖案例里，70%的受害者是女性；女性生殖器切割至今仍在31个国家实行，这些国家中三分之一15-19 岁少女都难逃这种全球公认的侵犯人权的厄运 [3]。


2.女性在这个社会上难道不是经常受到照顾的么？

首先我们需要给“照顾”进行一个定义，如果是“格外优待”的意思，那么我想到女性被“照顾”的例子几乎都没有给女性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比如“女士优先”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听到，可是这样的做法除了满足一些男士的“骑士精神”以外，反而更多地弱化了女性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女性是需要被照顾的”这种思维强化了固有的成见，禁锢了女性的潜能。又比如在劝架的时候，“不要和女人计较”之类的说辞看似照顾女性，实则强化“女性不理智”和”男人大度“等刻板印象。这些都是典型的不尊重女性而非照顾女性的例子。

女性需要的照顾，不是告诉她你现在可以享受生活，不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女性需要的照顾（ 只是和男性已经拥有的一样罢了）是告诉她，你有潜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政治家，或者拥有其他任何自己想要的人生。平均而言，男性在这个方面反而才是“备受照顾”的群体。引用法国女权运动者波伏娃的话：“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降低对女性的能力的期望的那种“照顾”并不是照顾，而是一种枷锁。


3. 男性更多从事高危职业，并且底层的男性也非常惨。女性为什么不能学习男性“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的坚强品格？

一个社会中底层男性如果过得很悲惨，既不能说明女性过得比男性好，也不能说明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就理应因为另一个阶级的牺牲而获得某种特权作为补偿。甚至可以说，苦恼于底层男性受到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人们更有理由支持女权运动来瓦解“锦标赛式”的父权社会所必然导致的男性间的低效内卷。事实上，父权结构中对女性的束缚与其对男性的倾轧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女性对平权的要求并不是在进行一场与男性争夺固定权益的零和游戏。如果把权利比作一个蛋糕的话，女权主义希望通过更好的合作机制让蛋糕越做越大，且在分配的时候也更加公平。现有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公平不仅会是性别间的，也将会是每种性别内部的。

所谓“男性受委屈选择不倾诉”这点，其实尤其值得我们反思。在父权社会的结构下，人不论男女都会因其性别而被规训为某种固定的角色。所谓“男性就应该具有阳刚之气，女性就应该有阴柔之美”的刻板印象正是这样一种束缚的体现。这种框架是应当被质疑的。此外，刻板印象常常所隐含的另一层意味便是男性的”阳刚“比女性的”阴柔“更好——一个女性”像男孩一样“坚强是会被鼓励的，但是一个男孩如果比较温柔就会被吐槽”娘炮“而受到攻击。为什么女性被要求拥有这些性格恰恰是会被攻击的性格特点？这对于女性来说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另一方面，父权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也在伤害男性。比如“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规训下压抑了许多男性的情感表达，让这些男性更难和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并在脆弱的时候更不容易得到帮助或者情感支持。所以女权主义在帮助女性去掉规训的枷锁时，也是在解放男性。

4. 我一个男生既不支持女权也不反对女权。有错吗？

每个人对女权/男权主义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男权就是男性歧视女性，女权就是女性歧视男性，因此会认为“中立”才是正道，毕竟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应该被歧视。但是需要意识到很少有女权主义者会说“我们要像男权社会歧视女性一样歧视男性”。如果有的话，可以想象这也不是主流。主流女权主义追求的，简而言之，是希望能消除对性别的刻板印象，男女拥有平等的教育和职业机会等 [1] 。

看上去“理中客”的话为什么会让人不舒服呢？因为在讨论女权议题的语境中，一个男女完全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到来，女性的生存空间受到更多的挤压，所以才需要强调“女权”。或者说，“女权”是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些说不支持女权也不反对女权的男人，就如同在奴隶制还没有废除的时候，一个人说“不支持主人压迫奴隶，也不支持奴隶压迫主人”。这倒是相当中立了，可惜所有的废话都很中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当然不能说有错，毕竟每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但不关注社会公平的冷漠自己知道也就够了，不必弄得路人皆知。

5. 如何评价杨笠说“男人都是垃圾”之类的话？

这句话听上去很有攻击性，毕竟“幽默“这件事儿本身就很少能不冒犯任何群体。在脱口秀中，需要一些语出惊人的效果表达对一个反面典型（“普信男”）鲜明的态度。这个“幽默”好不好很难有一个绝对的定论：一方面杨笠挑战了大环境中女性更容易成为被开玩笑、被凝视的客体的现状，把问题的矛盾充分暴露；另一方面的确实触碰了一些人的神经，可能客观上激化了男女对立。虽然杨笠事件让女权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在争论“男人到底是不是垃圾”的时候，这个话题却不幸“失焦“，真正有意义诸如“女性觉醒”的讨论却没有得到展开。

笔者不喜欢类似“男人都是垃圾”的言论，但是希望那些“被冒犯而不再支持女权”的群体能反思一下，自己能不能在女性遭到刻板印象的描述或者污名化的指责时，拥有同样的态度，并且毫无含糊地表达出来。比如听到指责女性多情绪化、不理智、红颜祸水，或者遇到其他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时，希望他们也都能站出来。如果”男人都是垃圾“就让一些男士不舒服或是感到冒犯，那请这些人想想许多女性一生遭遇的更多无端的指责，并且推己及人，认识到这些片面而充满偏见的指责有多么恶劣。如果你没有为反对女性的污名化做过任何一件事，却揪着杨笠一句话企图将她一棍打倒，那往小里说是不懂得共情，往大里说则是自私的双重标准。

[1] 维基百科-女性主义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6%80%A7%E4%B8%BB%E7%BE%A9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https://www.unicef.cn/figure-19-sex-ratio-birth-19822017

[3] A New Era for Girls https://www.unicef.org/media/65586/file/A-new-era-for-girls-2020.pdf